从功能理性到公众参与——西方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社会脚印
作者：唐军 来源：《规划师》2001(4):101-104 时间：2006-12-03 点击： 上传：paya摘 要：西方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从早期的功能理性到今天的公众参与，走的一直是一条坚持社会关怀的道路。西方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实践了数十年的公众参与，其中所透射出的民主精神和实践方法对我国应有其借鉴和启示作用。
关键字：公众参与；景观规划设计；民主；社会关怀
From Fungtiona Lish to Pulic Participation- The Footprint of 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the West/TANG Jun
[Abstract] From functionalism at the beginning to public participation today, 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the west has always been a way of sticking to social concern. For several decades of practice in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re has been much experience in western 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lots of lessons and enlightenment to us.
[Key words] Public participation; 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mocracy; Social concern
1 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社会起点
现代意义上的景观规划设计是以一系列城市公园为开端的，被称为“美国景观建筑学之父”的奥姆斯特德（F. L. Olmsted）及许多现代景观建筑学先驱面对工业革命以来大城市中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怀着景观为社会服务的理想，规划和建设了许多城市的公园系统，如1858年的纽约中央公园1865 年费城的费蒙公园、1870 年旧金山的金门公园等等。这些城市公园对现代工业社会城市居民的身心放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一时期城市公园大多采用风景画式的自然主义风格，抛弃了极权式的古典主义景观，与体现绝对君权的华盛顿规划相比，现代与民主的形象取代了巨大的纪念性和肤浅的权力象征，景观作为民主社会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来到了公众的生活中，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确立了对广泛的社会目标的兴趣，其价值关怀的社会起点彰显出来，其设计方法也不可避免地随之改变。
2 功能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兴起
对于西方科学文化而言，17 世纪功能主义和理性主义、机械世界观一起成为欧洲的统治理念，19 世纪社会科学出现，功能主义与社会进步和政治改革的理想联系起来，在满足社会需求和普通民众的理想指导下，景观规划设计同样逐渐为功能主义所影响。20 世纪初，瑞典斯德哥尔摩将斯德哥尔摩的城市公园作为一个系统，以功能主义为指导，使公园成为城市结构中为市民生活服务的网络，创造了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完全民主的城市景观结构。1938 年英国人特纳德（Christopher Tunnard）写成了被称为现代景观设计第一则声明的“现代景观中的花园”一书，其中新理念的第一条就是从现代主义建筑中借鉴而来的功能主义，这些实践和理论对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标志着功能理性在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兴起。
对于现代主义建筑而言，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新材料的发现和大量运用，然而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基本材料——大地、水和植物无法变换，因此现代主义中反对对称、历史样式和肤浅装饰的理念才是现代主义景观中深受影响的部分，而其中最具积极意义的是功能应当是设计起点的这一理念。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景观逐渐深入普通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功能主义有了切实的社会基础，并逐渐成为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基本理念。
3 现代主义的社会关怀及其理念分析
现代主义景观规划设计强调功能从美转向了实用的理念，坚信规划设计是修正社会疾病的手段之一，通过设计寻求社会需求的满足、社会进步和社会生活的改善是现代主义者的最终理想。现代主义从技术专家的角度出发，采取理性综合的方法，其理念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西方实用主义和义务论这两大公共政策传统之上的，面对社会需求，他们采取的是唯理的分析方法和线性的操作程序。西方实用主义对行为好坏的判断标准不在行为本身，而在于其结果，而权力与义务在西方公共政策传统中是个人化的，针对个人行为的，在社会逐渐多元化的背景下，面对多样的选择，如何满足大多数人的喜好，如何使每个人的需求在未来实现的规划设计中都保证不被排除在外，如何使规划结果实现最大程度上的公正和社会满足，建立在个人的或少数人的理性分析和判断逐渐遭到质疑。对于理性综合而言，做出准确的预计判断需要的是完全的信息背景，然而这种背景往往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在多变的现实中，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和悖论，这种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设计和管理方法面对各种快乐源泉的价值评估和取舍各种人的需求时显然会产生偏差和不足。现代社会中，指望或要求政府或技术专家明察秋毫是不符合现代社会常识的，在现实中好的设计需要对话，需要多元的对话，西方现代景观设计方法的发展与变革体现了这一社会观念的变化。
4 从SAD 方法到公众参与
英国生物学家、城市学家、现代城市规划先驱之一的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十分强调城市规划的社会性，倡导“调查然后规划”（survey before plan），他是SAD（Survey-Analysis-Design）方法的直接创始人，同时也是英国第一个采用“景观建筑师”专业名称的人。从50 年前英国景观建筑学第一课起，其正统的景观设计方法就是建立在循序渐进的SAD 之上的，虽然这一方法今天已经招致了相当多的批评，并且为某些人所拒绝，在更需要创造性和直觉的规划设计中越来越暴露出不足，但SAD学说仍是欧美大多数景观建筑学教育的基础，其实用的操作性为功能主义观念提供了强大而有效的方法与手段。
SAD 方法建立在专家技术人员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和充分信息来源之上的，其理性综合的意指，似乎功能即目的，但是对现代哲学认识而言，事物的目的只是人们赋予的，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规定事物的本质，赋予事物价值。在西方科学传统中，观察者独立于被观察对象的客观地位都被怀疑的今天，对于社会多种人群、多种阶层和多种团体的不同要求，基于技术专家理性综合的设计方法往往顾此失彼，其价值中立的理性代表地位也饱受质疑。对于现在的设计者而言，不仅要协调自己的价值观念，而且必须给与别人的价值观以特殊的地位。随着社会民主的发展，一种更好地反映和平衡社会多元价值冲突的设计方法，在SAD方法的基础之上出现了。
60 年代以来，城市政治生活兴起了公众参与浪潮，70 年代初始开始影响专业实践领域，城市规划和景观规划设计的视点从宏观转到了微观，从鸟瞰的专家角度转到了市民的角度，由专业性集中的权力转到了感性、具体、自下而上的参与。1965 年保罗·达维多夫（Paul Davidoff）发表了倡导规划与多元社会一文（Advocacy and uralism in Planning），认为规划者应当是多元化社会不同目标的倡导者，规划师重铸了自己的角色，迎合于团体民众，而不是如传统中的做法一样求助于技术和专业技能。城市规划和景观规划设计“从实用主义向揭示真理转变，修正虚假的预测，拓展有敏感力的管理和行动和具有批判性的规划实践，反对犬儒哲学，培育成熟的调查研究，加强技术的熟练化和政策的敏感度，从而走向了一种有组织的民主化的实践”（Froester 1980）。正如彼得·霍尔（Peter Hal）的评论指出，如果剥去公众参与的德国哲学价值判断的外衣的话，可以看出它们是公共民主知觉的结果。规划设计转而“倾听于民众，深入无组织的人群之中，教育市民如何参与提供信息和使人们知晓如何获取信息，发展团体合作中的矛盾处理技巧，强调参与的需求，从而消弭外在压力”（Hall 1998）。从SAD 到公共参与，城市规划和景观规划设计的方法进一步向社会倾斜了。
5 公众参与的程度技术与方法
5.1 公众参与的程度阶梯
谢莉·安斯汀（Sherry Arnstein）1969 年通过对公众参与实践的分析，发表了市民参与的阶梯（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一文，根据市民参与的程度，提出了公众参与的阶梯的概念（表1） ，将公众参与分为八级，三个层次，其三个层次也可以理解为公众完全被动的阶段、受约束的尝试阶段和受引导的互助合作阶段，反映了公众在参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高低。这一分析对现实状况中公众参与方法的分析至今仍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5.2 公众参与的技术与方法
在规划与设计的程序上，有着不同的参与方法和技术，根据其适用于规划设计的不同阶段可分几类。在搜集规划信息，衡量社会价值观和决定规划设计方向和目标时的公众参与技术和方法有民意问卷调查；市民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社区理事会；由规划部门协助以协调或解决不同市民团体间不同意见的市民小组讨论；通知市民和搜集市民反馈意见的会议；解决具体问题的研讨会（Charrette）和市民工作组；不同形式的公共信息交流以及由个别市民、利益团体、政府和规划部门组成的综合性论证等等。
在设计和选择方案时则可考虑如下手段：设计图纸和模型的展示；市民复决、投票支持或反对方案；以市民为主的草案“工作室”（Workshop）；通过选举或委任的市民代表直接参与规划设计工作；广泛性的公众设计竞赛；以不同利益团体的立场去评估不同的草案等等。
在规划设计的实施阶段，政府可直接委任市民代表参与工作和为及时获取市民的反馈意见设立“探访中心”（Drop-in Center ）等等。这些公众参与的技术和方法都是西方从实践经验中而来的，有着各自不同的模式和具体的目标。
6 公众参与景观规划设计的实例
6.1演变中的场所
博德城市公用地（Bold Urban Common）临近英国默西塞德郡（Merseyside）的圣海伦斯（St Helens），包括两个地块。一个是博德苔藓地（Bold Moss）——一块52hm2的煤矿渣堆，在1955年到1986年间堆于泥炭沼泽低地之上而形成的。英国煤炭公司（British Coal）1990 年以一英镑的价格将它卖给了基础建设托管委员会（Groundwork Trust），这一地块也是该委员会采取新的复兴方法的最初实践地区之一。由于公共安全的原因，邻近的另一个地块博德煤矿（Bold Colliery）采用的是一种更为传统的复兴方式，但是两个地块未来将会以一座跨过铁路线的桥相连接。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场地位于城市的边缘，紧挨着一个绰号为水泥城（Cement City）的大片住宅区。
在博德苔藓地项目开始的时候，最为强调的是需求的评价，以便找出什么是当地社区最想要的。这并不十分容易，因为一开始当地社区的人们没有多少热情，托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得不首先使人们对这一大片废弃地的未来产生兴趣，当这一步做到之后，托管委员会发起了一个名为为“真实而规划”（Planning-for-Real）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回避了传统的总体规划的方法，而采用了一种更为革新的设计方法，社区居民积极参与了规划方案的设计和模型的制作（图1）。
社区代表集合起来成立了博德苔藓地论坛，并且向市议会的议员团、当地的专家代表和托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汇报（图2）。当地社区志愿者在基地上的义务劳动也改变了项目具体细节的设计方式，这些工作包括小径的铺设和大量树木的种植，但是整个场所复兴的大部分工作是由自然演替本身完成的。对这一方式的批评在于这一过程比传统的复兴方法占用了更长的时间，但是关于这一场所的每一个重要决定都是在当地居民的参与下完成的。社区居民的认同和喜爱足以抵消上述批评，最终，托管委员会打算将进一步的场所管理权移交给一个有组织的当地社区团体，在博德苔藓地的景观规划设计中，景观规划师在景观的形成过程中没有居于完全主导的地位，但景观场所的生态社会和美学价值似乎都在增长，对比景观建筑师主宰了场所每一天的形象变化的博德煤矿地块而言，传统的景观建筑师在专业设计实践中的角色和作用受到了挑战。
6.2 对景观规划设计中公众参与的评价
公众参与到规划设计作为西方社会民主的体现是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必然，也是社会民主政治的需要，社会各种利益团体在公众参与中找到了平衡点，公众参与过程对于社会的公平与稳定，增加社会的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景观规划设计作为一门预测与实践专业，少数专家的功能理性分析方法在复杂而多元的社会现实中难以做到全面和公正，同时也可能使规划设计的权力落入统治机构、少数富人和技术统治者手中，出现在我国目前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形式化的城市美化运动就反映了规划设计方法中切实的社会关怀的缺乏。
对景观规划设计和管理者而言，在规划设计过程中聆听市民的呼声与建议是获得最终使用者的要求和社区信息的良好手段，多种价值需求的认识也给设计者提供了更多可以供消化理解的信息，为设计灵感的产生提供了更多的刺激元，社会意识的增加也使设计者得以避免陷入形式的自我陶醉之中。
对于景观规划的使用者——普通市民而言，公众参与给了其机会以表达和实现自身对未来环境的期望，多元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少数人的意见被采纳，可以增加市民对未来规划设计决策的信任感和喜爱程度，同时也促进了市民对城市景观的理解力和市民素质的提高，从而发挥了景观规划设计的教育功能。
应当指出，公众参与更多的运用于城市规划中，对于小尺度的、需要更多的创造力与灵感的景观设计，公众参与的作用并不明显，但随着现代景观规划设计范畴的扩大，在大尺度的城市景观规划中，综合平衡了多种使用者需求的公众参与设计，有利于克服片面性，创造公正、公平的景观，为景观规划设计实践提供了获得长期成功的社会基础，发挥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社会作用。
7 公众参与存在的矛盾及对我国景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认识
西方几十年的公众参与规划设计实践，获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暴露了一些矛盾，受到了一些质疑，例如曾经任职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景观建筑师劳瑞·奥林（Laurrie Olin）就指出一些研讨会成了一个谈天的好场所，而最后的设计草案却又是马虎和轻率的，这一过程和结果是对严肃的景观规划设计的嘲弄，公众参与失去了大部分意味和价值，同时，参与市民的代表性有时也令人怀疑。研究表明，低收入市民的参与热情要低于高收入者。这些公众参与实践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思索和改进。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社会各组织、各系统之间多元互动要求的增加，这些经验与教训对我国的景观规划设计会有其借鉴和启示作用。
(1)关于公平和效率
公众参与所需的时间和金钱花费较大，比如组织会议宣传印刷和展览布置等等，同时公众参与使规划设计所需思考的问题增多，相比传统的设计方法而言，效率似乎是低下了。但是从普通市民的长期利益出发的公众参与使规划设计保证了一定程度的公平，防止了一切为市场力所左右，平衡了市场的作用力和管理者使用者的需求。对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现实情况而言，为市民长期服务的城市景观中公平应该比效率重要，更何况市民的理解和支持也有助于提高景观规划设计的实现和维护的效率。
(2)关于合作与竞争
公众参与中各团体为各自的利益排斥其他团体、阶层和个人的需求，有些规划设计的决策对于全局可能是好的，然而对于个别地区和团体的利益而言则是不利的，从而遭到抵制，这时参与对决策的取舍无益。这就需要规划设计者很好地组织各团体协商合作，这不是假定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体验悟性和能力，而是坚持认为每个人的想法和体验都应该得到尊重，抱着积极的态度发挥领导作用，满足大多数人的意愿，完善公众参与的方法与手段从而使会商得出结论。
(3)关于组织与机制
西方公众参与的实践表明，真正有成效的公众参与不是个人层次上的参与，而是有组织的非盈利机构企业和社区居民代表的参与，而个人的参与方式缺乏广泛的代表性，同时其意见也难以得到全面的重视，因此公众参与中合理的组织与机制十分重要。我国已经运用的公众参与方式（青岛烟台的城市规划方案展览的公众评议、南京的城市规划展览）大多是一种方案的展示和评价，对规划设计前期的公众参与也局限于为调查现状目的而走访公众。普通市民有组织的对未来设想和对规划设计过程的参与依然没有涉及，全面而有效地反映市民期望的参与方法和组织机制依然缺乏。对于我国土地公有制的社会状况和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政府组织形式而言，现阶段公众参与的重点也许不是各种私利的竞争与平衡，而是建立自上而下了解市民的实际需要和规划对他们的影响的渠道，以及自下而上监督规划决定是否维护了大多数人利益的机制。
8 结语
西方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在时代的背景下始终关注景观的社会效能，并在操作手段上，从早期的功能理性到今天的公众参与，走的一直是一条坚持社会关怀的道路。应当指出公众参与对市民是民主平等权利的张扬，今天的中国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居民的财产权益日渐明晰扩大，公众对自身的权益关心越来越明确，大众文化在我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不断加强，作为有着不可磨灭的社会印迹的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如果不能体察时代的脉动，投身普通市民的需求之中，就只能沦落到为满目疮痍的城市环境，收拾善后的局面。对于我国景观规划设计的现实需求而言，公众参与不应当是走向“反科学”与“反理性”的利益斗争，而应当是工具理性在为大多数人的价值理性指引下不断地深入、客观和完善，如果我们承认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社会作用，坚信理性和公正能够指导规划设计，那么对于我国的景观规划设计中仍然缺乏民主与社会关怀的现实，去除个人超然的精英意识和形式化的创意沉迷，保持开放、尊重差异的心态，走更为民主和公众的道路则是必然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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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忠敏.美国风景建筑学的发展[J].建筑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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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徐友渔.告别20世纪——对意义和理想的思考[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唐 军（1972-），男，东南大学建筑系99级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景观规划设计及其理论。
收稿日期：2000年6月27日
出版日期：2001年8月28日
关键字：公众参与；景观规划设计；民主；社会关怀
From Fungtiona Lish to Pulic Participation- The Footprint of 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the West/TANG Jun
[Abstract] From functionalism at the beginning to public participation today, 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the west has always been a way of sticking to social concern. For several decades of practice in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re has been much experience in western 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lots of lessons and enlightenment to us.
[Key words] Public participation; 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mocracy; Social concern
1 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社会起点
现代意义上的景观规划设计是以一系列城市公园为开端的，被称为“美国景观建筑学之父”的奥姆斯特德（F. L. Olmsted）及许多现代景观建筑学先驱面对工业革命以来大城市中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怀着景观为社会服务的理想，规划和建设了许多城市的公园系统，如1858年的纽约中央公园1865 年费城的费蒙公园、1870 年旧金山的金门公园等等。这些城市公园对现代工业社会城市居民的身心放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一时期城市公园大多采用风景画式的自然主义风格，抛弃了极权式的古典主义景观，与体现绝对君权的华盛顿规划相比，现代与民主的形象取代了巨大的纪念性和肤浅的权力象征，景观作为民主社会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来到了公众的生活中，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确立了对广泛的社会目标的兴趣，其价值关怀的社会起点彰显出来，其设计方法也不可避免地随之改变。
2 功能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兴起
对于西方科学文化而言，17 世纪功能主义和理性主义、机械世界观一起成为欧洲的统治理念，19 世纪社会科学出现，功能主义与社会进步和政治改革的理想联系起来，在满足社会需求和普通民众的理想指导下，景观规划设计同样逐渐为功能主义所影响。20 世纪初，瑞典斯德哥尔摩将斯德哥尔摩的城市公园作为一个系统，以功能主义为指导，使公园成为城市结构中为市民生活服务的网络，创造了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完全民主的城市景观结构。1938 年英国人特纳德（Christopher Tunnard）写成了被称为现代景观设计第一则声明的“现代景观中的花园”一书，其中新理念的第一条就是从现代主义建筑中借鉴而来的功能主义，这些实践和理论对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标志着功能理性在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兴起。
对于现代主义建筑而言，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新材料的发现和大量运用，然而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基本材料——大地、水和植物无法变换，因此现代主义中反对对称、历史样式和肤浅装饰的理念才是现代主义景观中深受影响的部分，而其中最具积极意义的是功能应当是设计起点的这一理念。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景观逐渐深入普通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功能主义有了切实的社会基础，并逐渐成为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基本理念。
3 现代主义的社会关怀及其理念分析
现代主义景观规划设计强调功能从美转向了实用的理念，坚信规划设计是修正社会疾病的手段之一，通过设计寻求社会需求的满足、社会进步和社会生活的改善是现代主义者的最终理想。现代主义从技术专家的角度出发，采取理性综合的方法，其理念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西方实用主义和义务论这两大公共政策传统之上的，面对社会需求，他们采取的是唯理的分析方法和线性的操作程序。西方实用主义对行为好坏的判断标准不在行为本身，而在于其结果，而权力与义务在西方公共政策传统中是个人化的，针对个人行为的，在社会逐渐多元化的背景下，面对多样的选择，如何满足大多数人的喜好，如何使每个人的需求在未来实现的规划设计中都保证不被排除在外，如何使规划结果实现最大程度上的公正和社会满足，建立在个人的或少数人的理性分析和判断逐渐遭到质疑。对于理性综合而言，做出准确的预计判断需要的是完全的信息背景，然而这种背景往往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在多变的现实中，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和悖论，这种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设计和管理方法面对各种快乐源泉的价值评估和取舍各种人的需求时显然会产生偏差和不足。现代社会中，指望或要求政府或技术专家明察秋毫是不符合现代社会常识的，在现实中好的设计需要对话，需要多元的对话，西方现代景观设计方法的发展与变革体现了这一社会观念的变化。
4 从SAD 方法到公众参与
英国生物学家、城市学家、现代城市规划先驱之一的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十分强调城市规划的社会性，倡导“调查然后规划”（survey before plan），他是SAD（Survey-Analysis-Design）方法的直接创始人，同时也是英国第一个采用“景观建筑师”专业名称的人。从50 年前英国景观建筑学第一课起，其正统的景观设计方法就是建立在循序渐进的SAD 之上的，虽然这一方法今天已经招致了相当多的批评，并且为某些人所拒绝，在更需要创造性和直觉的规划设计中越来越暴露出不足，但SAD学说仍是欧美大多数景观建筑学教育的基础，其实用的操作性为功能主义观念提供了强大而有效的方法与手段。
SAD 方法建立在专家技术人员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和充分信息来源之上的，其理性综合的意指，似乎功能即目的，但是对现代哲学认识而言，事物的目的只是人们赋予的，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规定事物的本质，赋予事物价值。在西方科学传统中，观察者独立于被观察对象的客观地位都被怀疑的今天，对于社会多种人群、多种阶层和多种团体的不同要求，基于技术专家理性综合的设计方法往往顾此失彼，其价值中立的理性代表地位也饱受质疑。对于现在的设计者而言，不仅要协调自己的价值观念，而且必须给与别人的价值观以特殊的地位。随着社会民主的发展，一种更好地反映和平衡社会多元价值冲突的设计方法，在SAD方法的基础之上出现了。
60 年代以来，城市政治生活兴起了公众参与浪潮，70 年代初始开始影响专业实践领域，城市规划和景观规划设计的视点从宏观转到了微观，从鸟瞰的专家角度转到了市民的角度，由专业性集中的权力转到了感性、具体、自下而上的参与。1965 年保罗·达维多夫（Paul Davidoff）发表了倡导规划与多元社会一文（Advocacy and uralism in Planning），认为规划者应当是多元化社会不同目标的倡导者，规划师重铸了自己的角色，迎合于团体民众，而不是如传统中的做法一样求助于技术和专业技能。城市规划和景观规划设计“从实用主义向揭示真理转变，修正虚假的预测，拓展有敏感力的管理和行动和具有批判性的规划实践，反对犬儒哲学，培育成熟的调查研究，加强技术的熟练化和政策的敏感度，从而走向了一种有组织的民主化的实践”（Froester 1980）。正如彼得·霍尔（Peter Hal）的评论指出，如果剥去公众参与的德国哲学价值判断的外衣的话，可以看出它们是公共民主知觉的结果。规划设计转而“倾听于民众，深入无组织的人群之中，教育市民如何参与提供信息和使人们知晓如何获取信息，发展团体合作中的矛盾处理技巧，强调参与的需求，从而消弭外在压力”（Hall 1998）。从SAD 到公共参与，城市规划和景观规划设计的方法进一步向社会倾斜了。
5 公众参与的程度技术与方法
5.1 公众参与的程度阶梯
谢莉·安斯汀（Sherry Arnstein）1969 年通过对公众参与实践的分析，发表了市民参与的阶梯（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一文，根据市民参与的程度，提出了公众参与的阶梯的概念（表1） ，将公众参与分为八级，三个层次，其三个层次也可以理解为公众完全被动的阶段、受约束的尝试阶段和受引导的互助合作阶段，反映了公众在参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高低。这一分析对现实状况中公众参与方法的分析至今仍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5.2 公众参与的技术与方法
在规划与设计的程序上，有着不同的参与方法和技术，根据其适用于规划设计的不同阶段可分几类。在搜集规划信息，衡量社会价值观和决定规划设计方向和目标时的公众参与技术和方法有民意问卷调查；市民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社区理事会；由规划部门协助以协调或解决不同市民团体间不同意见的市民小组讨论；通知市民和搜集市民反馈意见的会议；解决具体问题的研讨会（Charrette）和市民工作组；不同形式的公共信息交流以及由个别市民、利益团体、政府和规划部门组成的综合性论证等等。
在设计和选择方案时则可考虑如下手段：设计图纸和模型的展示；市民复决、投票支持或反对方案；以市民为主的草案“工作室”（Workshop）；通过选举或委任的市民代表直接参与规划设计工作；广泛性的公众设计竞赛；以不同利益团体的立场去评估不同的草案等等。
在规划设计的实施阶段，政府可直接委任市民代表参与工作和为及时获取市民的反馈意见设立“探访中心”（Drop-in Center ）等等。这些公众参与的技术和方法都是西方从实践经验中而来的，有着各自不同的模式和具体的目标。
6 公众参与景观规划设计的实例
6.1演变中的场所
博德城市公用地（Bold Urban Common）临近英国默西塞德郡（Merseyside）的圣海伦斯（St Helens），包括两个地块。一个是博德苔藓地（Bold Moss）——一块52hm2的煤矿渣堆，在1955年到1986年间堆于泥炭沼泽低地之上而形成的。英国煤炭公司（British Coal）1990 年以一英镑的价格将它卖给了基础建设托管委员会（Groundwork Trust），这一地块也是该委员会采取新的复兴方法的最初实践地区之一。由于公共安全的原因，邻近的另一个地块博德煤矿（Bold Colliery）采用的是一种更为传统的复兴方式，但是两个地块未来将会以一座跨过铁路线的桥相连接。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场地位于城市的边缘，紧挨着一个绰号为水泥城（Cement City）的大片住宅区。
在博德苔藓地项目开始的时候，最为强调的是需求的评价，以便找出什么是当地社区最想要的。这并不十分容易，因为一开始当地社区的人们没有多少热情，托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得不首先使人们对这一大片废弃地的未来产生兴趣，当这一步做到之后，托管委员会发起了一个名为为“真实而规划”（Planning-for-Real）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回避了传统的总体规划的方法，而采用了一种更为革新的设计方法，社区居民积极参与了规划方案的设计和模型的制作（图1）。
社区代表集合起来成立了博德苔藓地论坛，并且向市议会的议员团、当地的专家代表和托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汇报（图2）。当地社区志愿者在基地上的义务劳动也改变了项目具体细节的设计方式，这些工作包括小径的铺设和大量树木的种植，但是整个场所复兴的大部分工作是由自然演替本身完成的。对这一方式的批评在于这一过程比传统的复兴方法占用了更长的时间，但是关于这一场所的每一个重要决定都是在当地居民的参与下完成的。社区居民的认同和喜爱足以抵消上述批评，最终，托管委员会打算将进一步的场所管理权移交给一个有组织的当地社区团体，在博德苔藓地的景观规划设计中，景观规划师在景观的形成过程中没有居于完全主导的地位，但景观场所的生态社会和美学价值似乎都在增长，对比景观建筑师主宰了场所每一天的形象变化的博德煤矿地块而言，传统的景观建筑师在专业设计实践中的角色和作用受到了挑战。
6.2 对景观规划设计中公众参与的评价
公众参与到规划设计作为西方社会民主的体现是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必然，也是社会民主政治的需要，社会各种利益团体在公众参与中找到了平衡点，公众参与过程对于社会的公平与稳定，增加社会的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景观规划设计作为一门预测与实践专业，少数专家的功能理性分析方法在复杂而多元的社会现实中难以做到全面和公正，同时也可能使规划设计的权力落入统治机构、少数富人和技术统治者手中，出现在我国目前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形式化的城市美化运动就反映了规划设计方法中切实的社会关怀的缺乏。
对景观规划设计和管理者而言，在规划设计过程中聆听市民的呼声与建议是获得最终使用者的要求和社区信息的良好手段，多种价值需求的认识也给设计者提供了更多可以供消化理解的信息，为设计灵感的产生提供了更多的刺激元，社会意识的增加也使设计者得以避免陷入形式的自我陶醉之中。
对于景观规划的使用者——普通市民而言，公众参与给了其机会以表达和实现自身对未来环境的期望，多元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少数人的意见被采纳，可以增加市民对未来规划设计决策的信任感和喜爱程度，同时也促进了市民对城市景观的理解力和市民素质的提高，从而发挥了景观规划设计的教育功能。
应当指出，公众参与更多的运用于城市规划中，对于小尺度的、需要更多的创造力与灵感的景观设计，公众参与的作用并不明显，但随着现代景观规划设计范畴的扩大，在大尺度的城市景观规划中，综合平衡了多种使用者需求的公众参与设计，有利于克服片面性，创造公正、公平的景观，为景观规划设计实践提供了获得长期成功的社会基础，发挥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社会作用。
7 公众参与存在的矛盾及对我国景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认识
西方几十年的公众参与规划设计实践，获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暴露了一些矛盾，受到了一些质疑，例如曾经任职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景观建筑师劳瑞·奥林（Laurrie Olin）就指出一些研讨会成了一个谈天的好场所，而最后的设计草案却又是马虎和轻率的，这一过程和结果是对严肃的景观规划设计的嘲弄，公众参与失去了大部分意味和价值，同时，参与市民的代表性有时也令人怀疑。研究表明，低收入市民的参与热情要低于高收入者。这些公众参与实践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思索和改进。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社会各组织、各系统之间多元互动要求的增加，这些经验与教训对我国的景观规划设计会有其借鉴和启示作用。
(1)关于公平和效率
公众参与所需的时间和金钱花费较大，比如组织会议宣传印刷和展览布置等等，同时公众参与使规划设计所需思考的问题增多，相比传统的设计方法而言，效率似乎是低下了。但是从普通市民的长期利益出发的公众参与使规划设计保证了一定程度的公平，防止了一切为市场力所左右，平衡了市场的作用力和管理者使用者的需求。对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现实情况而言，为市民长期服务的城市景观中公平应该比效率重要，更何况市民的理解和支持也有助于提高景观规划设计的实现和维护的效率。
(2)关于合作与竞争
公众参与中各团体为各自的利益排斥其他团体、阶层和个人的需求，有些规划设计的决策对于全局可能是好的，然而对于个别地区和团体的利益而言则是不利的，从而遭到抵制，这时参与对决策的取舍无益。这就需要规划设计者很好地组织各团体协商合作，这不是假定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体验悟性和能力，而是坚持认为每个人的想法和体验都应该得到尊重，抱着积极的态度发挥领导作用，满足大多数人的意愿，完善公众参与的方法与手段从而使会商得出结论。
(3)关于组织与机制
西方公众参与的实践表明，真正有成效的公众参与不是个人层次上的参与，而是有组织的非盈利机构企业和社区居民代表的参与，而个人的参与方式缺乏广泛的代表性，同时其意见也难以得到全面的重视，因此公众参与中合理的组织与机制十分重要。我国已经运用的公众参与方式（青岛烟台的城市规划方案展览的公众评议、南京的城市规划展览）大多是一种方案的展示和评价，对规划设计前期的公众参与也局限于为调查现状目的而走访公众。普通市民有组织的对未来设想和对规划设计过程的参与依然没有涉及，全面而有效地反映市民期望的参与方法和组织机制依然缺乏。对于我国土地公有制的社会状况和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政府组织形式而言，现阶段公众参与的重点也许不是各种私利的竞争与平衡，而是建立自上而下了解市民的实际需要和规划对他们的影响的渠道，以及自下而上监督规划决定是否维护了大多数人利益的机制。
8 结语
西方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在时代的背景下始终关注景观的社会效能，并在操作手段上，从早期的功能理性到今天的公众参与，走的一直是一条坚持社会关怀的道路。应当指出公众参与对市民是民主平等权利的张扬，今天的中国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居民的财产权益日渐明晰扩大，公众对自身的权益关心越来越明确，大众文化在我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不断加强，作为有着不可磨灭的社会印迹的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如果不能体察时代的脉动，投身普通市民的需求之中，就只能沦落到为满目疮痍的城市环境，收拾善后的局面。对于我国景观规划设计的现实需求而言，公众参与不应当是走向“反科学”与“反理性”的利益斗争，而应当是工具理性在为大多数人的价值理性指引下不断地深入、客观和完善，如果我们承认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社会作用，坚信理性和公正能够指导规划设计，那么对于我国的景观规划设计中仍然缺乏民主与社会关怀的现实，去除个人超然的精英意识和形式化的创意沉迷，保持开放、尊重差异的心态，走更为民主和公众的道路则是必然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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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唐 军（1972-），男，东南大学建筑系99级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景观规划设计及其理论。
收稿日期：2000年6月27日
出版日期：2001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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