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伦理学视野中的新农村建设：“新桃源”陷阱与出路

　　引言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路线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的体现，本文作者完全理解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重要意义，完全赞成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二十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也完全赞成建设新农村规划的技术路线：即保证场地生态、历史、文化和民俗传承的充满活力的和谐新农村。

　　祸兮福兮，同样美好的愿望和目标，在不同的视野下会有完全不同的景象，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挑战和机遇，并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策略和具体措施，结果也将完全不同。经济学家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作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机遇和策略，因此加大资金投入、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农村产业化工程等等，被视为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社会学家把新农村建设当作缩小城乡差别、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和建立公平、民主社会的机遇，因此呼吁乡村体制改革、建立农民为主体的地方组织、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建设者则籍此以推进乡村的城市化建设、以村镇整治为重点，将城市设施扩展到农村，因此便派大量城市规划师和工程师，带着打破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豪迈与激情，把一个个美丽的蓝图强加给广大乡村，大到土地利用规划和山河整治，小到农民房的设计，等等。各种视角的讨论可谓多如牛毛，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从村镇物质空间规划建设的角度来讨论新农村建设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这方面的论述，许多领导和学者也不乏高屋建瓴的指示和见地(仇保兴，2005，2006；汪光焘，2004，2005；李兵弟，2006；陈刚，2006)。本文则主要从土地伦理学的视野，来认识和预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野的起始点仍然在物质空间层面上，即新农村城市化建设，但所延展的思考则涉及新农村建设命题的一些本质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华大地上的一个文明进程，而文明“决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通过奴役一片持续、稳定不变的土地来实现的。文明是一种人与人、人与其它动物、植物和土壤相谐共生的状态，而这种状态随时可能因任何一个共生方的退出而终止”(Leopold，1933)。五千年古老的中国土地上，每一个乡村都是人与土地生命的共生体，高效而脆弱，任何干扰与改变都将给这种漫长时间进程中形成的、暂时的和谐共生状态带来严峻的考验。远的不说，中国近五十年来以大地景观改造为手段的运动多多少少被烙上新农村建设的烙印，诸如合作化、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大地园田化等等，它们所描绘的图景曾经是何等美妙，但给大地生态和乡土文化遗产带来的破坏，给国土生态可持续性带来的危害，以及给草根信仰体系带来的破坏，都令那些经历过的人们唏嘘不已，都曾对文明的进程带来事与愿违的阻碍。

　　一、认识“桃花源”遗产：土地伦理学视野下的中国乡村

　　东晋时代的陶渊明曾描绘过一个“桃花源”理想景观，这里有夹岸桃花落英缤纷的美景，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丰饶，有须发童颜的健康和谐，有以酒相邀、不忌内外的邻里关系和友善社会，有只知有秦不知有汉的仁政理想。“桃花源”便是中国农业时代的理想农村，包含了和谐社会与和谐人地关系的双重理想。千百年来，正是这样的理想，指引着世代先民造地开田、引水灌溉、和睦乡里。在与自然及人类自身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经历过无数成功和失败，用生命换得与自然和谐之道、与社会和谐之道。当今的广大中国乡村，有的已然如“桃花源”的丰饶、安逸与美丽，有的则在通往“桃花源”的途中，有的则曾是“桃花源”而今却在衰败之中，有的则穷山恶水、远离桃源并永远不可能成为桃源。但无论如何，它们都使中国大地充满了关于天地—人—神和谐共生的遗产与故事，使中同大地充满灵秀与精神。

　　约4000多年前，在中国的黄河岸边，一起包括山洪在内的大规模群发性灾害事件，掩埋了整个利落，留下了一堆惨烈的尸骨(夏正楷、杨小燕，2003)。一位妇女怀中抱着幼子，在她被掩埋的那一刻，双膝跪地，仰天呼号，祈求神的降临。这神灵不是别的，正是大禹，他“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陂九泽，度九山。令益子众庶稻，可种卑湿。”他懂得如何与洪水为友，如何为人民选择安居之所，在合适的地方造田开垦，护理土地。也正因为如此，大禹被拥戴为中国封建时代第一位君主，堪称规划华夏大地景观之大神。也有因治一方之水土有功的而被奉为地方之神者，如修都扛堰的李冰父子，他们懂得与神为约，“深掏滩，浅作堰；”更有遍布大小城镇和乡里的地理术士们，他们“仰观天象，附察地形，”为茫茫众生卜居辩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龙、白虎诸神。也正因为如此，遍中国大地，无处不为神灵所居，也无处不充满人与自然力相适应、相调和的景观遗产和精神灵光。直到近代，凡亲历过中国广大乡村景观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无不以“诗情画意”来描述和赞美(Boemchmann，1906；March，1968；俞孔坚，1998)。

　　所以，对一个在经历了五千年天灾人祸之后，处于生态危机边缘的中华大地来说，要破坏和调整这种微妙的人地关系，其带来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中国乡村不但是人地生态关系谐调的基本单元，是国土生态安全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草根信仰体系的基本单元，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我的祖母曾告诉我：当一颗树长大变老之后，会变成神，有精灵栖居，同样，鱼虫鸟兽、山水花木也会因为时间而成为神，有精灵附体；当一块石头陪伴我们的家园，日久也会变为神，有精灵栖居，我们的山、水、林和土地本身又何尝不是?祖辈们修建庙宇神龛用以供奉这些自然和先贤的灵魂，它们保佑着我们的幸福安康：乡民们将祖坟供奉在田间地头、风水林中，看护着山山水水和草木万物；我们曾相信是这些精神庇佑着我们的现世生活，还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需要这些精神的指引。正因为这些信仰和精神的存在，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意义。不管历史上有多少次改朝换代，这种建立在土地上的精神联系，构成了中华大地上众多民族的草根信仰体系，支撑着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才使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可谓举世无双。从整个文明长河来看这种超稳定状态，可能有利有弊，但对一个农业人口众多大国来说，破坏这种草根信仰体系所带来的后果是不能不慎重预警并未雨绸缪的。

　　我们常说，可持续发展须有“全球化的思考，地方化的实践，”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乡村便是“地方化的实践”的最基本单元。这种持续稳定的人地生态关系是千百年来我们的农耕先辈们应对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在择居、造田、耕作、灌溉、栽植等方面的经验结晶；是人与土地上的各种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及人文过程，经历无数的尝试、适应、失败和胜利而获得的“生存艺术”。这种艺术教导了我们祖先如何构建并维持“桃花源”，使得我们的乡村景观不仅安全、丰产而且美丽；它使我们不但为丰饶富足而生活劳作，而且也为富有意义而生活劳作。如果把这门艺术分解为专项的“工程”或短时的财富“运动”，其破坏性的后果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