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再思考

　　由此可见，资金充裕时，最容易被破坏的是城市的逻辑结构，如盲目地填河造地造成内涝，堵塞城市“吐纳暑气”、进行空气交换的河道(在我国古代汗牛充栋的县志等文献中，许多县志都提到了城市中内河的作用具有“吐纳暑气”的功能)，不恰当地布置高层建筑，遮挡名城历史上著名的景观等。

2.3 过于饱和的环境容量对历史文化名城构成威胁

　　由于我国人口密度高，城市用地相对狭小，城市常常被过度开发。辽宁古镇兴城是明代抗清英雄袁崇焕督建的古城，“万顷蟹田”是其两大著名海滨景观之一。兴城海滨的滩涂湿地，在落潮时会全部暴露出来，面积有几平方公里。由于成千上万的海蟹在阳光下的滩涂中出没，整块大地像在运动一般，令人震撼称奇。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期，大批疗养院在滩涂(当时尚无“湿地”保护意识)上填土建立起来，据不完全统计，现已达到200余家。环境容量达到了超饱和状态，“万顷蟹田”的景观没有了。

2.4 房地产开发商容易参与“建设性破坏”

　　在历史文化名城中，房地产开发商经常由于局部地段的保护问题而成为“建设性破坏”的主要参与者，特别是当房地产开发商文化水平较低，并与政府中某些急于要政绩的腐败份子勾结在一起时，更是如此。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在许多名城的所谓“旧城改造”中推行大体量、高密度的建筑群，使本来十分拥挤的旧城变得更加拥挤，只好再拆迁房屋，再拓宽马路，形成了恶性循环。一些有价值的民居也在这种大拆大改的浪潮中被破坏了。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来说，旧城是传统民居的集中地区，因此急于进行“旧城改建”是不明智的，这很容易导致在没有调查清楚传统民居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之前就将其拆除。对于大多数名城来说，旧城中绝大多数房屋质量都比较差，究竟要以怎样的原则进行保护和建设一时还难以确定，但危房改造又迫在眉睫。笔者认为，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由政府或一些民营机构收购被列为保护对象的传统民居，并将其改建为民俗博物馆或传统民居式的宾馆，这在绍兴、洛阳等地都有成功的经验。

　　在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中，最容易被破坏的除了民居外，当属近代建筑。人们普遍对近代建筑的保护不如对古建筑那么重视，而且业主也比较难以接受一个把要保护的近代建筑与新建筑结合起来的设计方案(因为这要多花钱，施工也很复杂)。这与全民族对艺术珍品价值的认识水平有关，也与经费不足有关。若不从现在开始研究建设原则、技术措施、设计方法，并对所要保存、保护的文化建筑珍品进行一定的深入调查和研究，那么一批文化建筑珍品在城市建设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将是不可避免的。

2.5 有“历史”，但没有“文化”

　　十年动乱之后，尽管各种宣传媒介已经对古建筑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进行了很多的宣传，但并没有让所有的部门和单位都能理解和支持，特别是市长一级的领导干部。如何提高他们的文化认识水平，并使他们在行动上予以支持，还需要经过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

　　有“历史”没“文化”的现象并非只存在于个别名城。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各个发展阶段里曾经繁荣昌盛的地方，伴随着历史的变迁，都有不同程度的衰落。一些名城由于缺乏考证资料，往往被盲目地改建、复建，使有价值的原貌和储存历史信息的部分消失了，却被一批假古董取代。如名城漳州，拆去了残存的古城门的墙基，复建了一座贴瓷砖的古城东门，使新城门成为一个可笑的建筑立在那里。又如在莆田，号称“莆田天安门”的古谯楼的承台原为白色花岗岩，却被抹上一层水泥沙浆，还被涂成难看的紫红色。曾被誉为小上海“东方威尼斯”的涵江，完全可以和威尼斯媲美的宫口河岸拱廊建筑群，却在文革以后、经济大潮初期被拆除殆尽(图3)。

3、从对文化内涵的研究出发，开创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新局面

　　从目前我国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现状看，反映出来的并不全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更多的是文化素质方面的问题。例如，首都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可是从破坏城市总体格局和文物保护单位，到不断增加首都不该有的职能从而造成人口的爆炸……哪一个问题的本质不是文化问题呢？！这种有文化和没文化、高层次文化与低层次文化、真文化与假文化的斗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如果能够认真地考虑一下梁思成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保护北京城的意见；如果不拆除北京城墙而另外建一个新北京城；如果北京不过多地把所有的中心职能都集中起来……现在保护这座名城就容易得多。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决策部门的文化意识、知识水准。

　　反思一下近代中国，文化扭曲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中反映得更为突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是所有真理中最浅显的一个，可是一遇到具体需要保护文化古迹时，要向一些名城的主管单位说明这一基本道理却十分艰难。事实证明，宣传民族文化的意义、宣传保护古建筑和一切古文化遗产的意义，仍然是今后一个重要的、长期的任务。

3.1 从研究城市历史文化深层次内涵出发，进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决策

　　近十余年来，人们对九十多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历史、城市文化、城市习俗与民族风情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几乎每座历史文化名城都以某个文化主题为中心，进行了深入的专项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以发掘文化内涵为先导的城市建设原则决策工作。如西安的唐文化，荆州的楚文化，开封的宋文化，洛阳的周文化，安阳的殷商文化，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天津、上海、大连、长春、青岛、哈尔滨的外来建筑文化等。并且通过对各种相关文化的研究，可逐渐集中一批对本城市历史、文化、艺术有一定研究和造诣的学者。这些学者参与城市建筑决策，保证了城市建设方式的正确性。如泉州的研究历史文化名城的学者多达数百人，研究课题多达数百项，从科学史、文化史、宗教史、艺术史到具体的群众艺术、陶瓷、造船、雕刻、戏剧、民俗、语言、绘画……几乎无所不包。有些学者还到国外进行讲学，形成了名城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一学者群的形成，对泉州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许多决策进行监督、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某些破坏行为。

　　建立这样的学者群，并不是很容易的工作。因为这一学者群是松散的，分布在城市的许多部门，它可能以某个文化团体或机关如文物局、文管会、规划处、建委、文化局等为核心，也可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民间学者。市长和各级管理部门应支持和扶持他们，使他们能够逐渐成为市长的“智囊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