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自然史

　　笛卡尔提出了一个极端化的思想，这个思想起源于古希腊柏拉图的思想：世界上有两种事实：一种存在于纯精神领域，另一种存在于我们周围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两种思想的区别在于，柏拉图主要相信第一种事实，而笛卡尔要求，有形的宇宙提供事实的必要信息。事实上，世俗的有形世界是人们获取物质利益的来源。

　　柏拉图认为某种比例和几何图形内部存在美。笛卡尔哲学对这个公认的审美观点发起挑战，在设计界立即产生了影响。不过，影响是逐步体现出来的，直到20世纪的现代运动中，我们才发现了对这种思想的完整的表述。

　　在17和18世纪，科学发现仍然掺杂着猎奇性和娱乐性，如巴洛克和洛可可式风格所表现的那样。艺术家和设计师用曲线来回应自然的不规则性。动物、植物和岩石的意象经常被用在象征性的寓言作品中，诸如基安罗伦佐·贝尔尼尼(1598--1680)把法螺和大象的形象用在罗马的喷泉设计中。贝尔尼尼的竞争对手，弗朗西斯科·博罗米尼(1599—1667)则把罗马的圣艾弗塔设计成巨大的螺旋壳形状。英国银器也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或成奇异卷曲的壳形，或成树枝形。

　　人与机器工业化导致人类和自然的疏远。20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努力消解这种异化。外部的物质环境发生变化，人们的头脑也同样发生变化。人们不再依靠直觉和感觉，而是偏爱理性和可证实的信息。英国画家和诗人威廉·布莱克(1 757一1827)简要地表述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别：“树能让些人感动地流出快乐的眼泪，而在其他些人眼里，它只是挡住去路的绿色植物。一些人认为，自然完全荒唐丑恶……一些人压根就对自然视而不见。但是在想象力丰富的人眼里，自然本身就是想象出来的。”

上图： 如这张19世纪40年代的印刷品所示，工业革命提高了生活水平，但人们在环境方面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上图：赖斯布拉克画的伦敦奇斯威克之屋(大约创作于1728—1730年间)，表现了巴洛克式花园设计的戏剧性风格，这种风格后被更宏伟的自然主义风格所替代。

　　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现象。约翰·罗斯金(1819—1900)认为：在城市中长大的新一代很少会有机会像他小时候那样直接接触自然，获得快乐：“所有的生机就在那通向中心城市的搏动着的动脉(铁路)里，乡村就像狭窄桥边的绿色海洋般被人忽视，而我们则被扔进城市大门前越来越拥挤的人群中。”
　　
　　城市居住者抛弃了他们的农村出身，确立了他们不断上升的社会地位。但乡村永远地真正地和自然很近，它能让你接触尚未完全消失的自然。巴黎的工人们经常去些河边娱乐场所，后者常出现在印象主义画品中。不过就在这些画中，你还可以看到背景中有工厂烟囱。
　　
　　在回忆童年的记忆对艺术的影响时，画家约翰·康斯特布尔(1776—1837)写道：“我喜欢水从磨房的水坝中流淌出来的声音，柳树、古老而不朽的河岸、粘满泥土的木桩和用砖头搭砌成的建筑，我都非常喜欢。”我们很有趣地注意到，康斯特布尔钟情于自然中人的劳动成果，人们通过控制水流来改造自然，自然引起的不朽反过来又会改变人的劳动成果。这不是简单的视觉记忆，它也包括声音和受康斯特布尔的启发，观赏者产生的一系列感觉。

　　今天使用康斯特布尔有生之年设计的日常用品，我们仍能获得种纯真的快乐。不过像他设计的银勺、椅子、五斗橱、餐碟和茶杯等如今备受尊崇，一般收藏者难以承受。法国大革命前后20年间，设计的质量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避免风格错误的民间艺术，到最高水准的艺术，都毫无例外地显示出，艺术者在运用比例、规格，在选择合理的装饰部位方面具有很高的能力。

　　社会各阶层从自然中获得的明显的快乐与此有关吗？斯派托、菲尔德和佩斯利等编织工制作漂亮的丝绸和棉布，还培育出最好的石竹花和报春花。1779年，一位作家断言“无论是贵族，还是贫民，很少会有人认为，没有花园也很快乐”。法国大革命初期的纪念活动大多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他们提出，自然是善良和公正的表现。简·奥斯丁的小说和英格兰塞尔·伯恩的吉伯怀特的作品描绘了当地自然和设计构成的和谐世界。然而，从设计的直觉上说，这个和谐的世界很快就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狄更斯和左拉等人笔下所描绘的悲哀的虚幻城市和与之相伴的矫揉而粗俗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