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的本质：从苏州园林看中国传统园林的隐逸观与自然观

　　宋时出现的以率真、唯美为倾向的隐逸精神是第三种类型，这是一种收敛、超脱，对人生沉浮、世态炎凉更细致体会的隐逸。仕官显赫本不是士大夫文人们的理想追求，在经过并不算坎坷的官场沉浮后，他们更多地把理想放在了精神乐园的建构和对山林之趣的追求之中。这种类型的隐逸与魏晋南北朝时相比较，更多的是具备日常生活和平凡生涯的入微体味，而不是绮丽、古怪、猖狂的个性标志；与唐时功利性质较浓的隐逸相比，这种类型侧重于纯粹物质性的欣赏和把玩，功利的观念很轻，如宋金时期学者赵明诚、李清照夫妇。
　　除了这三种类型，还有很多隐逸精神是相互交叉、重叠展现的，比如有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称谓的陶渊明，他五次出仕，最后又不为五斗米折腰，欣然归隐，可以说是在体验功利性的隐逸之后，蜕变成为了宗教和率真融和隐逸精神的实践者。以中隐著名的白居易以栖心佛道寻求精神庇护和解脱，同时又从实际生活利益考量，放弃了大隐入朝的危险和小隐入山的艰辛，选择了宗教和功利性隐逸的结合，在贵与贱、喧嚣与冷落、忧患与冻馁之间找到平衡点。

　　1.2　隐逸观的解析
　　在梳理中国特有的隐逸文化后，反思苏州园林，更多的是偏向于以唯美为旨的第三类隐逸观。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躲进蜗居的小筑，休问外物琐事，品香茗，看清流碧潭、亭台楼阁之胜，享曲径通幽、奇石怪岩、柳暗花明之趣—这就是苏州园林生活的基本写照。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陶渊明·劝农），陶渊明的诗也许最能暗合园主士大夫们因政治生活失意而产生的归隐心态。于是，才会出现在逼逼仄仄的城市小巷深处，寻见“网师园”，体现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蛊）的避世态度。这类的园主人是以半宦半民、半俗半禅的士大夫文人群体为主体。沿历史的轴线，苏州园林多盛于明清，在褪去了开放自信的社会风气之后，以隐求仕的述求渐渐的陷于疲软，剩下的只有孤单者的孤单游戏，这从园林题名可见一斑：
—沧浪亭：宋苏舜钦在遭诬陷削职后，取屈原《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意所筑;
　　—拙政园：明王献臣因弹劾失职官员，解官归里，取晋潘岳《闲居赋·序》“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之意，遂名“拙政”;
　　—网师园：清宋宗元改万卷堂旧址所筑，“网师”为渔翁，含隐于渔钓之意;
　　—退思园：清任兰生遭弹劾革职，筑园取《左传》“退思补过”命名;
　　此外，苏州自宋以来，以“隐”、“逸”为名的，就有：隐圃、桃源小隐、洽隐园、静逸园、逸我园、乐隐园、招隐堂、道隐园和壶隐园等。
　　然而，托隐逸之名退避世事的园主人处处体现的是虚伪矛盾的心理，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悲观颓废的隐逸观被世人不加分辨地大力宣扬。他们既贪恋城市生活，又不愿放弃自然体验，向往山林野趣，逃避现实，充满矛盾。他们原本想标榜自己超脱俗尘之心，却哪想迂回旮旯、事无巨细地完美追求证明了他们必是心思缜密、谨细内倾之人，否则无法创造出这常人难以承受的浩繁的感官冲击。园主心思若是这般的沉甸敏感，又怎能轻易摆脱尘世的喧嚣繁华，行游之处的精致美景不过是一张画皮，撕扯下来、暴露在阳光下的，只能是不堪一击的虚弱、苍白的病态和絮絮叨叨的虚伪鬼魅。同时，文人园主结合技艺工匠巧思之人，置高墙、设曲径，用种种高超的布局技巧来渲染自己鱼与熊掌兼得的自私野心，却只能让寻常百姓遥望高高的房壁，在同一舞台上表演着命运截然相反的悲苦人生。这改良社会的责任本应该由这些隐匿的文人们勇敢而坚强地承担，但他们却畏难逃避，躲进温柔蜜园，靠洞窗天籁的虚实美景麻痹神经，空空浪费了一身才能，正是“在小巧中优游，在闲适中沉溺，用个人的片刻自由来淡化个人对民族文化创新的宏大追求”。有人说，这是对个性的尊重和解放，是个体价值的升值，可是知识传承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贡献社会、造福于民，而不是化解在“躲进园林成一统，只问春夏与秋冬”的个人自私享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