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景观设计学的定位思考：谈“生存的艺术”

　　2.2　隐逸与固守—东方哲学思想批判
　　古老的东方哲学讲究把自然和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人不是高于自然的主宰，而是它的从属部分，即所谓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价值观对弥补西方认知论的不足、建设和谐的人地关系有重要意义。但是受道家、佛家等的影响，传统哲学中也存在消极避世和固守传统的价值观。这些思想沉积在中国大地几千年形成的乡土景观和民间文化中，同时反映在包括古典园林在内的文化遗产里。
　　中国的隐逸文化由来已久，从商末“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开始，中国文人就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隐逸传统，这种文化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尤其显著。这里且不讨论古典园林本身的文化遗产价值，就其体现的这种“隐逸文化”和封建文人头脑中的“自然”模式对当代中国城乡建设的影响进行分析。中国古典园林肇始于魏晋，盛行于唐宋，而到明清时期达到高峰。魏晋园林远离城市“肥遁”或“嘉遁”到自然山林中，唐宋的“宴集式”园林则在城市内独立发展，到明清园林就和住宅结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古代文人从最初隐逸到自然中过“桃花源”的生活，逐渐过渡到把理想的自然模式在住宅庭院中表示出来，隐逸到自家的“自然”中。有学者指出：园林的这种发展历史是封建地主的生活内容变化发展的反映，更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统治阶级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的反映，传统的园林艺术就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生活享乐的需要才发展兴盛的（张家骥，2003）。宋代大家李格非早就在《洛阳名园记》的跋《书洛阳名园记后》里指出这种文化的局限性：“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园林），得乎唐之末路是矣。”封建文人们把他们理想中的自然模式复制到自家的园林中，可以隐逸在他们的世外桃源里尽情享受而不理会现实社会的变化，甚至为了兴建园林不惜耗尽天下财富，影响社会发展，结果是两种自然模式越走越远。几千年下来，这种传统文化中的理想“自然”模式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现实中的真实自然早就不是数千年前的那样了。前面提到的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才是我们学科要面对的真实自然。
　　诚如恩格斯所言：“传统在思想体系所有领域内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数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隐逸文化和传统模式依然固守在现代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从城市美化运动到圆明园防渗风波，都有把这种模式简单套用到现代城市建设和生态与文化保护的因素。现在一些景观设计师仍局限在传统模式里片面地理解自然的含义，把传统的园林模式照搬到各类现代规划设计中，以至于作出违背自然规律的设计方案（王向荣，2006）。由此可见，隐逸文化和固守在古典园林中的理想“自然”模式是如何不合时宜，它们不但没有为解决严峻的环境问题作出贡献，反而增加了城市的生态与环境负担，甚至造成“建设性的破坏”。

　　2.3　激荡与融合—两种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的集中反映
　　东西方两种类型的价值观在中国当代的景观设计学中相互影响，它们或者能优势互补，或者反而劣势相加。西方的客观分析方法加上东方尊重自然、强调整体性的哲学思想，无疑有益于处理我国日益严重的人地危机。但是把二元分离拆解的方法和隐逸与固守的传统模式组合起来，也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我们容易看到，一方面我们还在挥舞着工程技术的双刃剑随意处置自然，西方曾经犯过的错误还在我国继续着；另一方面我们仍陷入传统的误区，以为亭台楼阁加大屋顶的建筑就是民族风貌，奇花异木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的户外空间就是生态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