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景观设计学的定位思考：谈“生存的艺术”

　　在高度城市化、工业化和充满危机的现代社会里，面对千年不遇的危机，仅仅期待古典园林艺术或者西方的现代工程技术来构建和谐的人地关系，都是不现实的。中国当代的景观设计学科面临抉择，要么回到“独善其身”的隐逸文化中去，继续远离当代社会现实；要么直面人类生存的重重危机，重新定位学科的价值取向，就像Sasaki说的“致力于人居环境的改善这一重要领域。”

　　3　颠覆与回归

　　东西方旧的价值观都不能应对当代中国的新形势和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有颠覆它们的勇气才能破旧立新。新的价值定位也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它依然建立在对历史的批判和发展之上。所以又回到了学科的焦点问题—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上。
　　批判和学习是对待一切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这种批判应该是针对那些传统文化中不合时宜的价值内核进行的，而不是对其外延表现或者具体形式的批判，否则容易陷入“白马非马”的逻辑混乱当中。比如对古典园林的反思，应针对其人地关系的虚假反映以及远离当代现实要求的内涵和价值观，批判在这种旧“园林意识”的指导下，把基于生态与人文要求的现代景观设计“硬塞进本来是欲抛弃的、已逝去的、死人的生活模式”（张家骥，2003）的当代古典园林之风中，而不是争论其文化遗产价值或者具体设计手法。当代中国的景观设计学“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中外各个时期的古典园林都有大量杰出的作品传世，但是现在的自然社会背景及价值观和修建那些园林的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若在现代推而广之处处模仿，那就其谬大矣。况且现在流传下来的古典园林反映的也不是当时真实的自然关系，而是园林主人头脑中虚幻的“美”的自然形象，龚自珍在《病梅馆记》里就批评过虚假的“自然”和病态的“美”，这种审美价值观显然是和当代的生态要求背道而驰的。正确的学习态度应该是“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吕氏春秋·察今》）。历代的中外园林精品是在一定时期内社会文化和地域特色的突出反映，其中值得学习的就是把当时的地域特色和社会思想结合起来形成独特艺术的方法。
　　包括古典园林在内的传统高雅文化和社会生产生活中平民文化的关系，是上层建筑和下层基础的辩证关系，当“高雅文化”和下层基础建立牢固的联系时可以带动社会发展，当其远离社会基础成为少数人的空中楼阁时，这种文化就失去了生命力，更不可为新时代所效仿。当代的景观设计学需要回到曾经诞生传统高雅文化的土壤中，回到社会民众生产生活的草根文化中汲取营养，由此建立新的“景观价值”：一种伦理、艺术和技术回归的价值观。
　　现代伦理学起源于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尼采的价值重估和摩尔所开创的语言学分析。但是由于其“人类中心论”和本身的矛盾，不能指导解决现代复杂环境问题。从20世纪中叶美国环境学家阿尔多·尼奥波尔德(Aldo Leopold)提出土地伦理学说开始，西方伦理学开始回归到人与自然的统一。生态学也发展成为现代人类确立自己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知识基础，进而作为一种有丰富内涵的隐喻和价值观进入景观设计学的价值判断的标准中（唐军，2004）。与之相适应，艺术和美学价值观也有很大的发展。20世纪初以后，表达意义或者意味的形式代替自然美学成为艺术的核心，艺术作为情感意向的符号，开始与普通人的理解和感受脱离而成为艺术家的专利。20世纪中期以后，现代艺术哲学开始颠覆“艺术的独特性范式”理论向寻常生活回归，哲学家福柯提出的生存美学或生存艺术(les arts del'existence)主张把生活改变成为具有特定美学价值﹑又符合特定风格标准的艺术作品(une oeuvre d'art)。现代艺术家约翰·凯奇（John Cage）认为，“艺术不应该和生活不同，而是生活中的一种行为”。杜尚用他的“现成品”艺术表达对以前的所谓高尚艺术的嘲讽，他说“我的艺术就是我的生存” （卡巴内，1967）。同时，世界遗产定义的范围也由帝王贵族的遗产发展到寻常百姓生产生活的工业、农业遗产。现代的应用技术需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符合“3R”原则的“绿色”技术正蓬勃兴起。这些变化反映了回归真实自然、回归寻常生活、回归生存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统一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