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上的国家（下）

　　除了证明经济实力外，中国修建宽阔道路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本身的路网尺度决定的。和欧洲城市相比，北京古代路网几乎都是800米×800米的，正像众多专家指出来的，这是老城镇交通拥挤的主要原因。在几条主要交通干道上的任何一点出现问题的话，都会直接导致广泛的交通拥堵。在北京的二环路之内，在不改变或不损坏城市历史建筑的前提下改变现有的道路格局，显然不是个简单的任务。但是二环路之外的地区又怎么样呢？没有了保护历史街道格局的负担，规划师将有机会建立另一套道路系统来应付未来汽车数量的增长。

　　然而，由于中国人大部分喜欢住在有大门的社区里，像大尺度的“岛屿”一样，这些社区把城市分割得支离破碎，甚至在城镇新区也采用大尺度的路网结构。在机动车数量增长的时代，现代的北京和中国的其他主要城市道路格局需要重新考虑。

　　耕地的缺乏：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比世界平均水平的1/3还要少，在中国适合农业的土地极其稀缺。随着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之城市面积和基础设施用地的扩张，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中国，一辆车的停车空间估计平均要占用30平方米的面积。作为机动物体，我们可以想象每辆车需要不止一个停车位：在我们居住的住宅综合区中至少需要一个，在我们的工作地点、银行或商业中心也要有停车的地方。以这种方式计算的话，让我们假设每辆车需要1.5个停车位，我们进一步假设这些新增的停车位只有10%建在地面。即使这样，也要用去11.25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装下整个紫禁城及其周围区域。尽管没有谁建议拆掉紫禁城把它变成一个中心停车场，我们也有必要重温芒福德的话：“在许多城市里面临着这样的趋势：有能在城市周围移动的设施，却没有去那里的理由”（芒福德，1961）。

　　“ 在中国东部土壤肥沃的地区，占用耕地用于建设的行为已经部分地抵消了其他地方进行农业灌溉所取得的成就， 中国的人均农田面积正在逐渐减少”（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 t，2007）。我们必须记住，水同样是稀缺资源，因此当前的农业灌溉过程也不能被认为是可持续的。随着人均私家车量的增加，城市的扩张，更多农田遭到破坏，中国将依赖从世界其他地方进口粮食。所以和进口石油一样，私家车普及化不仅加速了环境破坏，而且在更高程度上形成了中国对国际政治的依赖。

　　社会资源分配失衡：车主可以从增加的个人出行机动性上获益，同时，没有车的人不得不忍受不断增加的拥堵、污染、城市核心区里资产价格的增加和由此带来的更长距离的通勤。

　　依赖汽车的决策可能带来上面列举的种种问题，并且还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这些问题绝不是被放大了的。它只是例证了与私家车普及的相关领域所发生的巨大改变：从国际关系，到我们城市的风貌和我们的生活。据此来说，政府和规划师不仅在积极塑造我们城市的风貌，也负责为我们的将来设计一个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作为消费者，我们对塑造城市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汽车——先进的标志？”一章已经指出，我们这些普通消费者因为种种原因购买汽车，因而促进了汽车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我们城市的蔓延和毁灭。

　　
　　重新考虑：使用或占有

　　有条古老的真理，即几乎所有事物的价值都在于使用而不在于占有。我们买个锤子不是仅仅要占有它而是要使用它。乍看来，这条简单的真理确实不值得我们深究。但是，在魏兹察克·冯·厄恩斯特等的著作《四倍跃进——一半的资源消耗创造双倍的财富》中，他请我们停下来再想想。尽管购买东西的最初目的是使用，但结果常常不是这样。在现代的消费社会里，家里经常堆放着几乎没怎么用过的东西。比如一个真空吸尘器，它大部分时间是被贮藏起来不用。即使在特别喜欢清洁地板的家庭里，吸尘器每天也只是使用一小时，真空吸尘器的实际使用时间只占其整个使用寿命的4.2%。在超过95%的时间里，机器的“功能”仅仅是占用房子的空间。换句话说，我们不仅在以极低利用率的设施装备我们的家，而且不得不牺牲昂贵的房屋空间来存放这些物品。为了宽敞，我们不得不购买更大的房子，为我们的真空吸尘器、洗衣机、洗碗机、电视机和音响提供足够的“存放”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