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综述

　　1 引言
　　21世纪，人类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思想成为人们解决所有与生命现象有关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强调与自然融合的“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结构也成为研究的热点。
　　“生态导向”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Honachefsky)于1999年提出的，他认为美国城市的无序蔓延及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将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置于生态过程之前所致，因此强调应将区域生态价值和服务功能与土地开发利用政策相结合，提出了“生态优化”的思想。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级响应，并开始从“生态优化”所强调的单纯“保护”，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开发的“生态导向”思想方向发展，。在城市空间结构研究领域中“生态导向”的思想火花由来已久。
　　2 “生态自发”阶段(工业革命以前)
　　农耕时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尊从与顺应。在依附于自然的本能以及原始的自然崇拜等支配思想情况下，人们形成了潜意识的、自发的朴素生态观念，并在强烈的生存意识控制下，形成了与大自然相安默契。悠然共处的状态。城市聚落在空间结构与布局上都自发地考虑生态平衡因素，不自觉或半自觉地遵循生态原则。这种建城的朴素生态思想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发性。这一时期的城市空间结构布局形成了一些固有的模式，如中国古代的“风水模式”与“山水园林模式”以及西方古代城市的“园林营造模式”等。
　　2．1 中国古代聚落的“风水模式”
　　中国古代的风水学说蕴含着古人朴素的生态观，风水环境中各种构成要素的关系追求“阴阳互补”与“天人合一”，其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风水地通常由龙，穴，砂，水、向五大因子(又称“地理五诀”)构成。龙即指蜿蜒而至的山峦，终止之处形成风水地的靠山。穴即是风水地中所谓的“生气”出露之处。“砂”即是风水地左右两侧起护卫作用的砂山。风水中最理想的水是呈环抱状的，而“向”即力向朝向，理想的方向是“负阴抱阳”。因此风水中最佳空间结构模式大致是：背山面水，坐北朝南，东西两侧有低庄护卫，中间地势宽敞，且有屈曲流水环抱，共同构成一个“山水相连，封闭内向”的小环境[3]。风水模式是我国古代融合对自然、对人性的崇拜，探寻安居乐业主法于一体的理想城市空间结构模式，这一模式支撑着我国几千年城镇发展的生态脉络，影响和支配着我国古代城镇布局模式。
　　2．2 中国古代城市的山水园林模式
　　中国独特的山水文化成为维系、承传与深刻影响古代城市建设山水特质的社会背景。深谙山水之道的古代文人，为官则影响一州一县，为民则影响一宅一园。传统山水理念“存平于心，发平于体”，经由他们的实践活动贯穿到古代园林与城市的建设之中[4]。
　　中国古代园林追求山环水绕的意境，巧于“因”、“借”，精在“体”、“宜”[5]。园林的建造始终按照自然山水的形成规律进行，一切造园景物均着重表现它们的自然之趣，不对它们进行过多的干预和约束。同时又充分地利用不同的基地条件，有山靠山，有水依水，充分攫取自然之美，“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些崇尚自然的山水园林，孤立地讲为人们营造了一方生活乐土，连贯地看则由点到面，使得城市之中包罗了丰富的山水营建活动，丰富了城市的整体山水特色，造就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山水园林城市模式。如“水绕郊畿襟带合，山环宫阙虎龙蹲”的北京，“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杭州，“据龙蟠虎踞之雄，依负山带江之胜”的南京，“片叶浮沉巴子国，两江襟带浮图关”的重庆，“五岭北束峰在地，九洲南尽水浮天”的广州，“七条琴川皆入海，个里青山半入城”的常熟等，都是中国山水园林城市的出色代表。
　　2．3 西方古代城市的“园林营造”模式
　　西方城市中人工空间与自然空间的矛盾，在前工业社会主要是通过营造园林来协调。大至帝王的苑圃，小至百姓的庭院，形式各异。有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古罗马的别墅庄园，欧洲中世纪城堡庭园，伊斯兰国家的池庭花园，法国古典主义园林，以及英国风景式园林等等。这些园林虽然多局限于狭小的空间内，但在当时或多或少地改善、调剂了人工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关系，成为城市人“回归自然”的一种渠道。
　　3 “生态失落”阶段(18世纪前后—1 9世纪中期)
　　18世纪前后，工业革命引发的城市化使得城市建设史无前例的高涨，城市开发陷入盲目追求最大经济利益的误区。人类创造的工业文明，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相信自己是世界的主宰，可以随意地支配、改造甚至破坏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和谐，而逐渐变得对立、；中突。城市以勇往直前的气魄改造着自然环境，无限制地向郊区蔓延，侵占耕地良田、挤占郊区森林、填埋河流、围海造田、穿山凿洞、截弯取直，城市问题变得日益尖锐与复杂，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布局混乱．建筑质量低劣，贫民窟蔓延，卫生条件恶化，首疾病、瘟疫流行。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在1820-1 900年之间，大城市里的破坏与混乱情况简直和战场上一样”[6]。
　　这一时期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 “改良派”特征。一些学者针对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化以及城市环境的日益恶化，提出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改良模式．试图拯救日益腐朽的城市。如1817年英国工业慈善家欧文(Owen)创办的“新和谐村”，试图从社会关系上探讨城市空司结构改善的良方。同时，欧美国家出现了着眼于城市形体的改建、追求城市秩序与壮美的城市形体规划结构模式，影响较大的有1853-1870年由豪斯曼（haussmann）主持的巴黎改建方案以及1889年维也纳建筑师西特(Sitte)提出的城市空间视觉艺术准则。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研究始终无法正确地反映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正确方向[7]。
　　4 “生态回归”阶段(1 9世纪后期—20世纪60年代)
　　19世纪后期，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唤醒了西方先哲们对于城市的生态关怀。先哲们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探索之路，以试图实现他们“让城市回到自然中去”(Mata)的伟大理想。这种生态思想的回归与萌芽可追溯到18世纪中后期在美国掀起的城市公园运动，而后从生态角度研究城市空间结构的思想经历了缓慢的发展过程。其间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模式包括以马塔的带形城市、霍华德田园城市以及沙里宁的“有机疏散”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模式以及以波利索大斯基的吊城方案、索莱利的“仿生城市”。三井建设所构想的“子母型城市”等为代表的技术乌托邦模式。上述城市空间结构模式无论是从强烈的人本主义关怀还是从天马行空的技术狂想出发，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同时也都体现出先哲们期望通过构建合理的城市空间结构来创造宜人的城市环境的美好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