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综述

　　4．1 城市公园运动
　　1858年美国景观之父奥姆斯特德(F．L．OImsted)和沃克斯(Calvert Vaux)在曼哈顿的核心地区设计了长2英里，宽0．5英里的城市公园，继而在全美掀起了城市公园运动(The City Park Movement)[8]。从1860年代开始，以奥姆斯特德为代表的一批景观设计师在美国各城市从生态的高度实施将自然引入城市的设计。1881年，奥姆斯特德进行波士顿公园系统(Park System)设计，以河流，泥滩、荒草地所限定的自然空间为依据，在城市滨河地带形成2000hm2的绿色空间，以线性空间连接城市公园，意在重构城市自然景观系统。他在{公园与城市扩建}(Public Parks and Enlargement of Towns)一文中，认为城市要有足够的呼吸空间，要不断更新和为全体居民服务。并且归纳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主要原则：以城市自然脉络为依托，使城市公园实现有机地联系[9]。
　　奥姆斯特德的理论和实践对美国和欧洲近现代城市规划与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90年华盛顿城市规划、1903年西雅图城市规划都以城市的河谷、台地，山脊为依托，形成城市的自然框架体系。
　　4．2 人本主义模式
　　4．2．1 马塔的“带形城市”
　　西班牙工程师苏里亚·伊·马塔认为城市从中心向外无限度的扩展使城市中心区离自然环境越来越远，这种传统的城市形态必然会引发城市拥挤、交通阻塞、环境卫生恶化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因此提出“带形城市”理论(1882年)，认为在新的集约运输方式的影响下，城市可以沿着交通轴线呈带形无限制发展，并与原有城市建成区结为一个有机整体，位于这个城市中的居民，既可以享受城市型的设施又不脱离自然。“带形城市”理论虽然能很好地解决城市环境恶化问题，保持城市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但是却忽略了城市功能的复杂性，割裂了城市内在的有机联系，对地块井井有条的、过密的划分也难以适应城市发展的现实需求，因此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然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该理论的提出仍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后，“带形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的前苏联得到了新的发展，并逐渐演变出“连续功能分区”的思想。
　　4．2．2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1889年，霍华德在他的著作《明天——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指出，城市环境的恶化是由城市膨胀引起的，城市具有吸引人口聚集的“磁性”，城市无限度扩展和土地投机是引起城市灾难的根源，只要控制住城市的“磁性”便可以控制城市的膨胀，而有意识地移植“磁性”便可以改变城市的结构和形态。基于这样的分析，他提出了“田园城市”的设想，建议围绕大城市建设分散、独立、自足的田园城市，形成“城乡磁体”，以达到喧闹的城市生活与清净的乡村生活的有机融合[10]。
　　在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结构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发展极限的概念，即任何有机体或组织的生长发展都有其天然限制。霍华德在该理论中主张任何城市达到一定规模后，就应该限制其成长，新增长的部分由邻近的另一城市来容纳。这种对城市规模的控制有利于建立宜人的城市尺度和创建自然优美的田园风光；二是城市群体有机组合，霍华德认为，城市的扩展，疏解大城市的机能以及提高田园城市公共生活的水平和质量应该以组成城市联盟的形式来解决，在保持田园城市应有的规模和乡村风光特色的同时，达到与大城市同等的公共生活质量[11]。
　　4．2．3 沙里宁的“有机疏散”
　　1943年，沙里宁在《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一书中指出：城市结构要符合人类聚居的天性，便于人们过共同的社会生活，又不脱离自然，使人们居住在兼具城乡优点的环境中[”，。建议用分散而有联系的有机体来取代城市集中布局，用绿带网络分隔并连接城镇、疏散工业，开辟绿地，以有序的分散取代无序的集中。并提出有机疏散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把个人日常生活和工作(日常活动)的区域作集中布置；把不经常的 “偶然活动”的场所作分散的布置。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将城市从无序的集中转向了有秩序的疏散，使城市空间结构具有了相当大的弹性和有序性，并且与自然更加协调、融合，对日后的城市规划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3 技术乌托邦模式
　　早在20世纪初期，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就提出了“架空城市”构想(1915年)和“光辉城市”模型(1930年)，他主张用对大城市实施“外科手术”式的干预，运用先进的工程技术来减少城市建筑用地，集中人口，将阳光、空间和绿地等“基本欢乐”引入城市，使城市同时拥有充满阳光、空气公园，林荫路和公共广场这样的自由空间，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一场将“乡村推进城市的战斗。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更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同了现代高科技手段，希望以技术来解决城市问题，构想和探索未来城市的空间结构。
　　1964年库克(P Cook)的插入式城市模式、赫隆(K．uerron)行走式城市模式、1970年波利索大斯基的吊城方案，以及索莱利(P．Soleri)借助生态学原理，以植物生态形象模拟城市的规划结构，设想出“仿生城市”。日本三井建设所构想的"子母型城市”，设想都市与自然的融合，在这个城市中心是高度集中城市机能的中心都市塔，四周是花园住宅，由网络连接，工作可以在充分接触自然的家中进行[7]。
　　上述许多技术目前仍在探索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应用尚有较大距离，难免带有乌托邦色彩，但其紧密依靠现代技术和高度关注人类生态环境的基本思想，无疑反映出未来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的基本趋向。
　　5 “生态革命”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暴发的环境危机以及骇人听闻的“八大公害事件”，向人类敲响了警钟。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雷切尔·卡森(RacheI Carson．1962)的《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Meadows，1972)、美国的戈德史密斯(Goldsmith 1974)等人的《生命的蓝图》等系列著作，不断敲打人类的灵魂，唤醒人类的生态良知。
　　这一时期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开始表现出多元化，生态化的特点，城市建设开始抛弃反自然、反生态的发展模式，城市先进的标准由技术，工业和现代建筑演变为“文化、绿野和传统建筑”，提出“回到自然界”的口号。国内外学者围绕生态导向的城市开发与设计、城乡融合的区域城市以及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也提出了生态基础设施、开敞(开放)空间、绿色基础设施。区域绿地系统、生态廊道、绿色通道、生境网络、环境廊道、框架景观等一系列崭新概念。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生态革命”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