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综述

　　5．1 生态导向的城市开发与设计
　　1971年，麦克哈格(lan 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认为：”大城市地区内保留作为开放空间的土地应按土地的自然演进过程(naturaI—process[ands]来选择，即该土地应是内在地适合于“绿”的用途的：这就是大城市地区内自然的位置。要是将这两种系统结合在一起的话．就可以为全体居民提供满意的开放空间。”[13]
　　诚如刘易斯·芒福德(Lawis Mumford)所言，麦克哈格既不把重点放在设计上面，也不放在自然本身上面．而是把重点放在介词“结合”(with)上面，这包含着人类的合作和生物的伙伴关系的意思[6]。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规划之中，从而拉开了城市生态空间建设的结构主义序幕。
　　1978年，西蒙兹又在《大地景观》(Earthscape)中全面阐述了生态要素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乃至于生态美学([co-aesthetic]的内涵，从而把生态景观研究推向了“研究人类居住空间与视觉总体的高度”[14]。1 984年，荷夫的《城市形态和自然过程》(City Form and Natural Process)重点论述了城市的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营造的关系问题，书中所表达的态度和观点、解决问题的提议和分析的案例，对于设计观念的转变具有重要作用。1994年，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又首次提出了“生态优先”的思想，并从单纯强调“保护”开始走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的开发，逐渐演变为“生态导向下的区域发展”途径。在这一思想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推行“精明增长”计划，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精明增长作为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积级的响应。
　　受国外“生态导向”思想的影响，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一些概念，如俞孔坚等人提出通过“反规划”途径，建立城市生态网络，从而形成高效地维护城市居民生态服务质量、维护土地生态过程安全的景观格局[15-16]。
　　5．2 以生态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系列研究
　　人们对生态导向下的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热情还表现在将自然生态系统作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从而提出了生态基础设施的概念。生态基础设施(Lcological Infrastructure，EI)从本质上讲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系统与生态网络，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tures services)的基础，这些生态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游憩、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包括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并进一步可以扩展到以自然为背景的文化遗产网络'”。EI作为正式概念最早见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在其1984年的报告中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五项原则：生态保护战略：生态基础设施：居民生活标准；文化历史的保护：将自然引入城市。这里生态基础设施主要指自然景观和腹地对城市的持久支持能力。不久，有学者就用EI概念表示栖息地网络的设计[18-19]。1990年，荷兰农业。自然管理和渔业部的自然政策规划也提出了全国尺度上的EI概念[20]。这些都是从生物和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角度提出的。与之类似的概念还有开敞(开放)空间(Open Space)、绿色基础设施(Green lnfrastructure，GI)、区域绿地系统等。其他一些概念，如生态廊道、绿色通道(Green Way)、生境网络、环境廊道、生态网络，以及框架景观、生态结构等，与之也都有一定的联系[21]。近年来，EI概念的含义在日益拓展。包括生态系统管理与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生物保护学、生态工程学等诸多方面研究都对之进行了探讨。
　　5．3 强调城乡融合的区域城市研究
　　西方早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已经大量涉及城乡关系的论断。如美国著名城市学家芒福德就从保护人居系统中的自然环境出发提出城乡关联发展的重要性[6]，赖特的“区域统一体”(Regional Entitiss)和“广亩城”都主张城乡整体的、有机的“协调的发展模式[22]。英国生态学家盖迪斯(P．Geddes)则首创了区域规划综合研究的方法，1915年发表了著作《进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强调将自然区域作为规划的基本构架，他还预见性地提出了城市将扩散到更大范围内而集聚、连绵形成新的城镇群体形态：城市地区(City Region)、集合城市(Conurbation)，甚至世界城市(Word City)。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城市化与郊区化的过程中，先前处于城市边缘的乡村被逐步吞
噬直至消失，城市无序扩张，严重破坏了城市边缘的生态景观并威胁到区域的生态安全。在这一背景下，广大学者对于强调城乡融合的区域城市的研究热情进一步高涨。美国规划师莱特(H．Wright)及斯泰因(C．Stein等提出了与自然生态空间相融合的区域城市(Regional City)模式；林奇(K，Lynch)则提出了类似的另一种模式：扩展大都市(Dispersed Metropolis)。一些学者则从人类居住形式的演变过程入手，提出了21世纪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必然体现人类对自然资源最大限度集约使用的要求，并针对日益显著的大都市带现象，提出了世界连绵城市(Ecumunopolis)结构理论。代表人物有杜克西亚迪斯(C．A Doxiadis，1996)，费希曼(Fishman，1990)、阿部和俊(1996)、高桥伸夫(1997)等[24]。
　　5．4 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
　　生态城市是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物质财富、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一种理想城市模式(O．Yanitsky，1981)。1984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提出生态城市规划五原则，并从整体上概括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主要内容，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外，理查德·雷吉斯特(剧chard Register)、罗斯兰州．Roseland，1997)、莫坦特(I V intent)、马克·怀特黑德(Mark Whitehead)等学者以及澳大利亚城市生态协会、欧盟和第一、二、三届国际生态城市会议等组织分别对生态城市的概念、发展原则、建设计划以及城市土地的持续利用、城市持续发展等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开展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理查德·雷吉斯特领导的美国城市伯克利的生态城市建设。1987年雷吉斯特出版了《生态城市伯克利：为一个健康的未来建设城市》(Eco-city Ber-keley Building cities for a Healthy Future)，论述伯克利生态城市建设的设想。并在1990年提出了“生态结构革命”(EcostructuraI Revolution)的十项计划。1996年，雷吉斯特提出了更为完整的生态城市建设十原则。经过20多年的努力，伯克利走出一条比较成功生态城市建设道路，形成了典型的亦城亦乡的空间结构。目前，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热潮。印度的班加洛尔(Bangalore)、巴西的柯里蒂巴 (Curitiba)和桑托斯(Santos)、澳大利亚的怀亚拉 (Whyalla)、新西兰的韦特克勒(Waitakere)、美国的克利夫兰和波特兰·梅特波利坦(PortlandMetropolitan)、德国的厄兰根(erlangen)都在从事生态城市的规划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