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建筑，需要寻常景观

　　居住景观设计的首要任务是回到土地，从人与土地的关系中，找回寻常景观。这需要当代中国的设计师和开发商，继续“五四”新文化运动，像白话文的革命那样，进行设计思想的革命。

　　海德格尔把作诗的本质理解为人在大地上的栖居，栖居的本质也就是做诗的本质，“作诗首先把人带上大地， 使人归属于大地”。因此，基于现象学派的观点，栖居的过程是认同于脚下的土地，归属于大地、并在天地中定位的过程。栖居使人成其为人，使大地成为大地，栖居使人的生活具有意义，这样的栖居本身具有诗意。

　　然而，我们并没有得到本质上应该是“诗意的栖居”，而是“非诗意的”占用住宅而已。“一种栖居之所以会是非诗意的，只是由于栖居本质上是诗意的。人必须本质上是明眼人，他才可能是盲者”(海德格尔)。

　　没有诗意地栖居：异常景观的泛滥

　　我们得到了房子，却失去了土地，失去了我们本当以之为归属的、籍之以定位的一片天地，因而使我们的栖居失去了诗意。具体来讲，这种“盲目”和自我的失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认同古典中国的封建士大夫景观：误认古代传统可以代表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认同古典西方的景观：误认高贵典雅的巴洛克景观可以标榜自己出众的身份；认同现代西方的帝国景观：误认为只要是现代的形式便具有现代的意义； 认同现代异域的景观：误认为奇花异卉奇景就可以产生美。

　　这四个方面的盲目认同，从时间维度上，或是在空间维度上，失去了作为此时此地人的自我，也失去了大地的本真。我将这种“盲目”上升到生命的意义和民族身份的危机。面对这样一个危机，现代居住景观的设计必须重新回到土地，归还人与土地的本真。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是什么?这是每一个设计师所应该回答的问题。法国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非常宏伟巨大，它跟圆明园是同时代的，这是西方巴洛克的民族身份；中国的紫禁城，是中国封建帝国的经典，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当年希克斯图氏五世(Sixtus V)和相继的多位罗马教皇，通过向信徒们卖“赎罪卷”。营造了一个圣比德广场，而我们的教科书一遍又一遍地把它当作宝典，顶礼膜拜。从古希腊和罗马帝国，再到法兰西帝国和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都曾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形式，甚至同样的精神在建造城市和景观，它们如同一个不散的幽灵，最终来到了中国的城市，成为当代许多中国人主动或被动的认同。几平每一个城市至少有一个大广场，几乎所有这些广场的模范就是凡尔赛宫前的广场和模纹花坛，或是罗马圣比德广场，或者是北京太和殿前的广场，我们的居住景观又何尝不是如此？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认同于所谓“最现代”的建筑和景观，杰出的例证就是国家大剧院。它是法国建筑师在中国首都的“杰作”，它将迫使未来的中国人去认同。另一个例证是中国央视大楼，在传媒时代央视大楼相当于一个民族最权威的象征，一张不可误认的民族身份证，这是中国人正在准备要认同的。它们可能都是了不起的建筑。但是这种建筑的背后。作为接受了这种建筑的人们，实际上是用一种“暴富”的心态来接受一种“帝国”的建筑。当今，任何一个经历过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再盖这种建筑，因为它们违背了基本的现代精神——土地的伦理、理性、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功能服从形式的原理，而是在用十倍、甚至更昂贵的花费，在造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展示建筑。在当代的中国，那些“帝国”建筑师们实现了他们的“帝国”梦想。我似乎重新听到了100年前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中建筑师Daniel Burnham的一句名言：“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
激奋人们血液魔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我也回想起英帝国主义建筑师Edwin Lutyens和Herbert Baker在他们的新德里的宏伟设计被采用时的兴高采烈和手舞足蹈，高呼帝国主义万岁，专制万岁。

　　边缘上的中国使我们的文化与民族面临身份的危机是古典的西方帝国？封建的中国古典？还是帝国的现代西方7在这样的茫然和盲目之下，人，当代中国人，成为追求异常景观和占用住宅的奴隶，而失去了诗意地栖居。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