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香港与重庆的多边形态比照

　　香港回归七年了，除了那些读起来怪怪的街道名称和地名(如弥敦道、轩尼诗道等)之外，在我这一个都市漫游者的眼中，英国殖民主义的痕迹，真是难以搜寻到了。我在金钟闲逛时，突然发现一个店铺贴出了20世纪40年代的店铺大楼照片，可是今天看来已没有任何继承性的痕迹了。澳门好像不一样，同样的殖民历史，回归五年后，在“大三巴”牌坊所在的新马路地区，仍有一条完整的葡萄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街区。三四层楼高的建筑，到处忽闪而过的葡萄牙文，低矮的柱廊骑楼，精致的石块拼装而成的小路富有曲折蜿蜒的空间情趣，葡萄牙风格的山花窗格，加上小巷远处对景山丘上明亮处的“大三巴”牌坊，使我想象这葡萄牙式的文化，与大英帝国文化的霸气截然不同，它更像是一种温柔的存在，令人饮来微醺，感觉到历史的幽微的所在。

　　其实，大三巴牌坊就是一个废墟，历史的残片，它所代表的澳门，与维多利亚湾一群高低错落的摩天大楼所代表的香港，以及人民大礼堂、朝天门广场、解放碑所代表的重庆大不一样。

　　可以将澳门称为“香港的历史废墟”，目前在香港看不到、想不到的历史痕迹仍然存在于澳门。

　　试图将澳门进行现代化装点的葡京酒店和赌场，实际上与整个澳门是格格不入的。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赌博与色情，将澳门拉入全球性体系中。

重庆介于澳门与香港之间，这个竞相建设高楼大厦的新兴直辖市，其历史的遗迹大都隐匿在都市丛林之中，极难看到遗址和废墟，即使有，也一定会为了游客而被包装起来，成为一个时髦的场所。

　　哈佛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学院教授，那位设计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扭曲型建筑形态的荷兰籍教授—蕾姆·库哈斯预期了这种城市在全球化话语下的历史发展趋向，称之为“普通城市”(Generic City)。这种国际都市的新范式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大陆都很明显，香港就是一个“普通城市”的绝好写照。它的特征是：拥有国际都市通用的模型，如大无边际的国际机场、酒店、高架路、摩天大楼等。一切“普通”，兼收并蓄，没有历史的自觉，多少都有点殖民与半殖民的历史经验，而现在一下子又跨入了后现代和后殖民的全球化时代。它们的文化遗产、记忆与创新相对于历史的厚重，显得“轻”与浮华。

　　我走在与维多利亚湾疏离的旺角和油麻地，庙街迷离的灯光夜市地摊之中，恍惚间觉察到，这个具有全球性符号色彩的城市，正惊人地淡忘着其真实的历史。香港，从小渔村到被英占领、殖民、日据、经济起飞、《中英联合声明》的发表、回归前的争斗、回归、特别行政区的设立、金融风暴的侵袭等，它多重的经历，使历史一次次地被改写，人们根本无法知晓它的原貌，只能在表象上看到一个后现代都市文化中拼凑起的大杂烩，而这相对于我的初次到来，仍然是具有革命性的样板作用，表现在它的现代性的交通理念和交通方式、城乡一体的布局模式、可以适时逃离都市到郊野的自然休闲空间和管制方式、城市与建筑融为一体的空间科学，以及都市策略性发展规划的公众参与上。这或许也是“普通城市”的一个普通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