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景观与生态经验——从理想景观模式看中国园林美之本质

　　二、理想景观模式的深层意义与中国文化之生态经验

　　上述理想景观的结构特征是否是中国文化中理想景观所特有的呢？我们似乎并不能作肯定的回答。但我们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理想景观中，某些结构占有比其它结构更大的比重。这种不同理想结构在组成理想景观时比重上的差异性，正反映了不同文化的特殊性。

　　首先的是如何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对某些景观结构有特殊的偏好。笔者强调应从人类进化史和文化史两个层次上来认识，而人类及其文化的生态经验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

　　人类进化的一个转折点是从森林走向草原，在这整个过程中，人类以猎人和猎物的双重身份渡过了长达1500万年残酷岁月。人类成功的主要秘决之一在于能有效地利用环境乃至最终能创造环境来满足其多种生态需求，并以此弥补了其在生理和构造上的弱势。残酷的竞争经验，通过经验遗传，使人类对某些具有捕猎和逃跑战略意义的景观结构特别敏感，并唤起相应的情感反应，这种反应是直接的、无意识的，也是人类所共有的。现代人与景观结构之间的感应关系和审美关系，可以被认为是建立在上述人类系统发育过程中的经验之上的。关于这一点，西方学者已有较多的论述(Appleton,1975；Kaplan and Kaplan, 1982; Orian,1986; 见俞，1988)。

　　同样原理，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某些战略性的景观结构。笔者曾全面考查了从元谋人，兰田人到北京人，再到山顶洞人的中国古人类生活空间的景观结构。在这些中国古人类“满意的生态环境”中，都包含有某些对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景观结构，如围合、走廊、豁口以及直接生境的可控性和边缘特征等。中国古人类的景观（生态）经验，又必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文明发展对景观背景的"选择"过程和对特定景观结构的依赖性。考查中国文明的发展史，笔者尤其强调关中盆地对周民族之发展，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进程所具有的深刻的战略意义。从空间结构上讲，关中盆地是一个放大了的中国古人类“满意生态环境”；从地理区位上讲，它处在多个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边缘地带，因而具有多种自然生态和社会竞争意义上的优势(俞，1990b)。对以关中盆地为典型代表的、不同尺度的盆地景观之战略偏好，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生态经验之一大特色。而关中盆地正是一种由壶腔、壶口和走廊为主要结构所组成的、桃花园式的理想景观。

　　对这种景观的战略偏好经文化的积淀过程和超功利的形式化过程，演变为一种审美偏好。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文化的生态经验给人类所共有的某些理想景观结构加了着重号，这些结构包括壶腔（围合）、壶口（豁口）和走廊。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典型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圆明园和法国的凡尔赛分别代表中西方文化中同时代的两个典型的准理想景观模式，因而具有可比性（图5、6）。一般认为，中西方两大古典园林风格之间之最大差异是自然和规则形式之间的差异。实际上这种差异只是表面的、而非本质。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由于不同的文化生态经验，使某些理想景观结构在不同文化的理想景观模式中被强化了或是被弱化了；而由于这种结构上的比重差异，导致了景观审美感受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