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湾当前工业遗产保存的初期观察：一点批判性反思

　　3. 制造业外移大陆的越界分工趋势

　　1980年代，华南地区外销导向的工业化过程中，台湾的制造业，创立子公司，建立外包厂商，与得到地方与区域政府的支持，充分发挥了文化亲近性，建立起越界的生产网络。 到了1990年代，电子业也经由越界的生产网络，在北加州湾区—硅谷（硅谷）、台北—新竹、珠三角，或是，北加州湾区—硅谷（硅谷）、台北—新竹、长三角之间，建立起全球都会网络(global metropolitan networks)间的连结，都会节点的网络(networks of metropolitan nodes)与成功的企业网络，更加速了台湾经济的转型动力。 制造业越界分工，经由越界的生产网络(cross-border production networks)，改变了过去既有的空间模式(spatial patterns)，这也就是所谓的都会区域(metropolitan regions)的浮现， 于是，台湾的工业遗产的保存遂成为大势所趋之下必要的文化政策。

　　4. 市民社会浮现，保存团体与文史团体对工业遗产的关心

　　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台湾的市民社会在1990年代逐渐浮现，古迹保存运动与雨后春笋般的地方文史团体、小区营造团体、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崛起。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民间组织，他们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出对工业遗产的关心，涵盖的范围很广，像铁道文化资产、发电厂、啤酒厂、制烟厂、酿酒厂、糖厂、林场、盐田等等，不一而足。保存，成为留住集体记忆，修复在过去三十年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创伤的大地，造就地景特色，追求可居的城市(livable cities)的必要手段。这些团体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表现为草根社会对周围生活环境的关心，给予政府的文化政策与保存政策相当程度的压力。

三、政策的回应与执行

　　前述的结构与动力，迫使政府在保存政策上有所响应。

　　1. 由早期行政院的文化资产委员会到文建会中部办正式成立国营事业文化资产清查小组，后进一步更名为产业文化资产调查小组
　　1998年，反应民间保存团体的要求，当时国民党执政的行政院副院长刘兆玄，在行政院成立了文化资产委员会，由副院长任主席，对当时开始推动私营化的台湾省烟酒公卖局、台湾电力公司等的国有资产中有文化资产潜力的厂房与房舍进行清查。到了民进党执政后一年，这个委员会竟被撤销。然而，2002年在文建会，由当时的副主任委员吴密察负责，由原省政府文化处的班底，后来的中部办公室，成立了国营事业文化资产清查小组。除了邀请相关学者专家之外，政府各相关部会，如经济部、国有财产局、国家档案局等，都派员参加。先草拟清查办法、然后要求各国营事业列册清查，将有文化价值的资产一一陈报。后来，因为现实的要求，并不能仅限于国营事业，遂进一步更名为产业文化资产调查小组。

　　2. 清查：狭义与广义的清查

　　由于民进党执政后台湾经济一直表现不理想，政府财政收入不足，在2002年，行政院以任务编组方式成立“国家资产经营管理委员会”，要求各国营单位、学校，清理闲置土地与房舍，限期一年内标售。这个措施对有指定成为文化资产潜力的建物产生了重大冲击，被称为是“日式住宅拆除计划”。尤其因为历史的原因，在市中心长期拥有大量日式房舍的台湾银行、台湾大学等单位，清查、处理与标售土地房舍的压力沉重，也造成不少有指定成为文化资产潜力的房舍被拍卖，拆毁，或是庭院里的老树被砍伐，引起了关心古迹与老树保护的市民团体的抗议，经媒体报导，造成台银、尤其是大学、地方政府古迹主管单位的困扰与压力。 也因此，在前述文建会国营事业文化资产清查小组（也就是后来更名的产业文化资产调查小组）的清点工作中，在2004年9月，又扩大清查单位，列入了台湾银行、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尤其后二者，其实已经不算是狭义的国营事业或是工业遗产了。但是，由于造成破坏的形势紧急，做为主席的新上任文建会副主委吴锦发，也接受将其一并列入清查。至此，这个小组的作业要点与名称都作了修正，广义地称为“产业文化资产”。总而言之，第一阶段要求各机关、机构、学校成立清查小组，各机关、机构、学校的名单增加了台湾电力公司、台湾银行、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农委会林务局等合计11个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