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世界遗产　保护和永续利用人类瑰宝

　　(4)过度开发利用与被动保护管理。“申遗”成功后，很多地方只追求经济利益和眼前利益，把开发利用遗产资源作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不是为保护而开发，而是为利用而开发，出现了过度开发的行为。对遗产资源进行过度开发与掠夺性索取，其结果总是以遗产地生态失衡、历史真实性与风貌完整性消失等为代价，来换取地方经济一时的发展和繁荣。2003年3月，世界遗产中心就中国部分地方对文化遗产的开发性破坏提出了批评，比如湖南武陵源在遗产地核心区建设“世界上最高的旅游观光电梯”，四川在乐山大佛后雕刻“阿富汗巴米扬大佛”等。眼里只有利益，看不到拥有世界遗产的荣誉，如此短视的“申遗”行为，结果恐怕只会与“申遗”的初衷相去甚远。

　　(5)公众缺乏对遗产地内涵的准确理解。当前，社会各界尤其是公众对世界遗产地的认知主要停留在简单的概念上，而对其实质内涵了解不多。公众对遗产资源的保护意识虽已初步形成，但对具体措施却少有关注，甚至对一些过度开发行为视而不见，对遗产资源保护与管理的参与意识则更加淡薄。

　　(6)公众缺乏“以身作则、从我做起”的环境保护意识。既然世界遗产作为“旅游招牌”服务于大众，那么大众也应当从己做起，提高保护意识。

3、具体措施与对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解决世界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矛盾涉及到现代中国的许多问题，必须用改革的思路去应对，我们应正视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认真调查、研究和分析，走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遗产地保护与利用协调发展之路。

　　(1)强化国家对遗产地工作的协调、领导和管理。国家要成立由相关管理部门联合组成的协调领导机构，指导各世界遗产地开展工作，并对资源保护和利用的重大问题作出科学的和最终的决策；同时理顺地方政府与遗产地管理机构的工作职责，要给予世界遗产地管理机构对内和对外的统一管理权，特别是应赋予其必要的执法权。国家对遗产地工作的指导也应从引导、鼓励转为规范、调控，以各地的管理工作为基础，在对资源的一般性管理和特殊性保护中提炼、整理遗产资源保护管理的合理内核，形成专门的政策或法规。在当前依法治国的社会背景下，首要任务是尽快立法，用法律法规来界定和调整人们的行为。政府部门还应调动学术界的积极性，并与之通力合作，尽快充实、完善有关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制度、规范、指南和其他政策性文件，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切实可行的规划与决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