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伦理学视野中的新农村建设：“新桃源”陷阱与出路

　　约4000多年前，在中国的黄河岸边，一起包括山洪在内的大规模群发性灾害事件，掩埋了整个利落，留下了一堆惨烈的尸骨(夏正楷、杨小燕，2003)。一位妇女怀中抱着幼子，在她被掩埋的那一刻，双膝跪地，仰天呼号，祈求神的降临。这神灵不是别的，正是大禹，他“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陂九泽，度九山。令益子众庶稻，可种卑湿。”他懂得如何与洪水为友，如何为人民选择安居之所，在合适的地方造田开垦，护理土地。也正因为如此，大禹被拥戴为中国封建时代第一位君主，堪称规划华夏大地景观之大神。也有因治一方之水土有功的而被奉为地方之神者，如修都扛堰的李冰父子，他们懂得与神为约，“深掏滩，浅作堰；”更有遍布大小城镇和乡里的地理术士们，他们“仰观天象，附察地形，”为茫茫众生卜居辩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龙、白虎诸神。也正因为如此，遍中国大地，无处不为神灵所居，也无处不充满人与自然力相适应、相调和的景观遗产和精神灵光。直到近代，凡亲历过中国广大乡村景观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无不以“诗情画意”来描述和赞美(Boemchmann，1906；March，1968；俞孔坚，1998)。

　　所以，对一个在经历了五千年天灾人祸之后，处于生态危机边缘的中华大地来说，要破坏和调整这种微妙的人地关系，其带来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中国乡村不但是人地生态关系谐调的基本单元，是国土生态安全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草根信仰体系的基本单元，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我的祖母曾告诉我：当一颗树长大变老之后，会变成神，有精灵栖居，同样，鱼虫鸟兽、山水花木也会因为时间而成为神，有精灵附体；当一块石头陪伴我们的家园，日久也会变为神，有精灵栖居，我们的山、水、林和土地本身又何尝不是?祖辈们修建庙宇神龛用以供奉这些自然和先贤的灵魂，它们保佑着我们的幸福安康：乡民们将祖坟供奉在田间地头、风水林中，看护着山山水水和草木万物；我们曾相信是这些精神庇佑着我们的现世生活，还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需要这些精神的指引。正因为这些信仰和精神的存在，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意义。不管历史上有多少次改朝换代，这种建立在土地上的精神联系，构成了中华大地上众多民族的草根信仰体系，支撑着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才使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可谓举世无双。从整个文明长河来看这种超稳定状态，可能有利有弊，但对一个农业人口众多大国来说，破坏这种草根信仰体系所带来的后果是不能不慎重预警并未雨绸缪的。

　　我们常说，可持续发展须有“全球化的思考，地方化的实践，”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乡村便是“地方化的实践”的最基本单元。这种持续稳定的人地生态关系是千百年来我们的农耕先辈们应对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在择居、造田、耕作、灌溉、栽植等方面的经验结晶；是人与土地上的各种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及人文过程，经历无数的尝试、适应、失败和胜利而获得的“生存艺术”。这种艺术教导了我们祖先如何构建并维持“桃花源”，使得我们的乡村景观不仅安全、丰产而且美丽；它使我们不但为丰饶富足而生活劳作，而且也为富有意义而生活劳作。如果把这门艺术分解为专项的“工程”或短时的财富“运动”，其破坏性的后果是不言自明的。

　　二、“新桃源”陷阱：新农村建设的另类预景

　　二十多年快速的城镇化使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9年的《北京宪章》中把我们这个时代称做“混乱的城市化”，吴良镛先生用“大建设”加”大破坏”来形容。这种破坏是全面的多方面的，可谓二千年未尝有过，其中尤其以国土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乡土文化遗产的消逝最为惨重，并因此影响到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俞孔坚 李迪华，2003)。就在人们反思城镇建设的得失之时，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高 潮又将来临，成千上万来自城市的规划师们已经带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意志、带着他们描绘的“美丽蓝图”，奔向无数的乡村，仅北京就振出了200多名的规划师和建筑师(谈绪祥，2006)，这意味着广大乡村也将不再宁静，成千上万个城市边缘和远郊的传统乡村聚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