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设计创新的大视野
作者：俞孔坚 来源：《上海美术》2004(3):6-11 时间：2007-06-21 点击： 进入论坛讨论 引言
刚才袁运甫教授的发言中阐述了第十届全国美展设计艺术作品展所要体现的“和而不同” 的主题和他一贯倡导的“大美术”观，指出艺术设计无论大小，都应该为社会服务；无论艺术家的作品有多么的不同，都应该反映这个时代的精神；一个设计师，哪怕做一个很小的东西，没有一个大的视野，我们也不可能做出有意义设计来。本人非常赞同，借题发挥，我想谈谈这个“和”是什么，这个时代的精神是什么，这个大的视野是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首要的认识是中国是正处在一个边缘上的大国，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边缘，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边缘。正是一个蓬勃发展而又充满危机的时代。”危机”二字在中文中意味着危险与机遇同在。没有危机意识就不可能有复兴。处在这样的时代、处在这样的中国、在这样的剧烈变化的边缘中，如果不是愚昧无知的话，看不见前景手口机会无疑是悲观主义的，而装着看不见危险则显然是不道德的。
基于“危机”与复兴的关系，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上曾经有两大文艺复兴，一个是在欧洲的原本意义上的文艺复兴(1350—1600)，来源于包括黑死病在内的危机和恐惧，它促使人类摆脱了宗教的蒙昧，开始走向科学理性与人性的时代，最终成为工业革命和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第二大类似意义上的”文艺复兴”是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来自与欧洲独裁主义者的战争、冷战和核武器的恐惧和危机，从而有了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将人的创造力与创业精神体现到了极致，是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Winslow，1999)。就“五四”和与之几成同义词的新文化运动而言，八十五年前中国知识界的危机意识是根本的基础。可以说文化的落后、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亡、国家的积弱造就了那一代人的危机意识。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意识的驱使下，陈独秀才追求脱离羁绊的“解放”，李大钊才要求冲破历史的网罗，创造青春之中华。鲁 迅才弃医从文，胡适才倡导《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从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一年后 改为《新青年》)，到1918年由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创办的《新潮》，中国的“文艺复兴，”或者说新文化运动，便在知识界浓重的危机意识下拉开了序幕。
与当年相比，当代中国也面临两大危机，认识这两大危机足已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三次文艺复兴，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而设计学的领导和推动作用是其它学科和文化领域所不能替代的。从蔡元培倡导的美育作为树立健全的人和理想社会之途径，到丰子恺先生当年的“只要有艺术，国家就不会灭亡的艺术救国信念，再到近年来袁运甫、陈逸飞、陈邵华等艺术设计大师们倡导的“大美术”和“设计立国”，都在向当代艺术与设计同仁昭示，设计学科需要有关于社会、国家和“大写人”的大视野，而这个大视野便是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与人地关系危机。
1 大视野之一：中华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
所谓民族身份或文化认同即是梁启超所谓的“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个性和特性(梁启超，1995)。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文化认同被视同为共有的信仰和情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角色和身份。
刚才袁运甫教授的发言中阐述了第十届全国美展设计艺术作品展所要体现的“和而不同” 的主题和他一贯倡导的“大美术”观，指出艺术设计无论大小，都应该为社会服务；无论艺术家的作品有多么的不同，都应该反映这个时代的精神；一个设计师，哪怕做一个很小的东西，没有一个大的视野，我们也不可能做出有意义设计来。本人非常赞同，借题发挥，我想谈谈这个“和”是什么，这个时代的精神是什么，这个大的视野是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首要的认识是中国是正处在一个边缘上的大国，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边缘，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边缘。正是一个蓬勃发展而又充满危机的时代。”危机”二字在中文中意味着危险与机遇同在。没有危机意识就不可能有复兴。处在这样的时代、处在这样的中国、在这样的剧烈变化的边缘中，如果不是愚昧无知的话，看不见前景手口机会无疑是悲观主义的，而装着看不见危险则显然是不道德的。
基于“危机”与复兴的关系，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上曾经有两大文艺复兴，一个是在欧洲的原本意义上的文艺复兴(1350—1600)，来源于包括黑死病在内的危机和恐惧，它促使人类摆脱了宗教的蒙昧，开始走向科学理性与人性的时代，最终成为工业革命和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第二大类似意义上的”文艺复兴”是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来自与欧洲独裁主义者的战争、冷战和核武器的恐惧和危机，从而有了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将人的创造力与创业精神体现到了极致，是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Winslow，1999)。就“五四”和与之几成同义词的新文化运动而言，八十五年前中国知识界的危机意识是根本的基础。可以说文化的落后、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亡、国家的积弱造就了那一代人的危机意识。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意识的驱使下，陈独秀才追求脱离羁绊的“解放”，李大钊才要求冲破历史的网罗，创造青春之中华。鲁 迅才弃医从文，胡适才倡导《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从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一年后 改为《新青年》)，到1918年由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创办的《新潮》，中国的“文艺复兴，”或者说新文化运动，便在知识界浓重的危机意识下拉开了序幕。
与当年相比，当代中国也面临两大危机，认识这两大危机足已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三次文艺复兴，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而设计学的领导和推动作用是其它学科和文化领域所不能替代的。从蔡元培倡导的美育作为树立健全的人和理想社会之途径，到丰子恺先生当年的“只要有艺术，国家就不会灭亡的艺术救国信念，再到近年来袁运甫、陈逸飞、陈邵华等艺术设计大师们倡导的“大美术”和“设计立国”，都在向当代艺术与设计同仁昭示，设计学科需要有关于社会、国家和“大写人”的大视野，而这个大视野便是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与人地关系危机。
1 大视野之一：中华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
所谓民族身份或文化认同即是梁启超所谓的“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个性和特性(梁启超，1995)。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文化认同被视同为共有的信仰和情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角色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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