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场所性：景观设计的几个途径及比较研究

　　尽管与千层饼模式不同，景观生态规划途径对景观的陈述模型是水平性的，但其对“斑块-廊道-基质”的陈述，语言仍是一个“点-线-面”的模式。基于这一基本语言，景观被描述为散斑型景观、网络型景观、指状交叉景观、棋盘型景观以及这些景观类型的组合（Forman,1990）。


三、各途径的比较研究

　　通过纵向讨论各个设计途径的过程模型、评价模型和陈述模型，可以看出各途径内在的逻辑关系。但通过横向比较各个途径，不难发现各自的特点及其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和有机联系。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不同的途径反映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对景观认识的不断提高和深化的过程。

3.1 经验的回归：关于认识论

　　我们不妨把近现代现代分析方法，特别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实证科学之前的关于世界的认识体系称为前科学。“风水”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这样的一个认识体系，当然，“风水”论本身是有层次性的（俞孔坚，1998），包括①生物遗传层次，②文化积淀层次，③哲学解释层次，④技术解释层次，⑤迷信解释层次。本文所理解的风水是基于人类先天遗传经验和后天文化生态经验的一种哲学和技术的解释体系，是基于直觉和经验的景观认知和设计途径。千百万年的人类系统发育经验决定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对景观会有某种基于生存本能的直觉的评判。所以，“风水”不唯中国独有，几乎每个民族和地区都有类似“风水”的占地术（Geomancy）（Pennick, 1979)）。而千百年的文化生态经验又为特定文化氛围内的个体和群体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环境认知模式(Kaplan, 1982)， 这个模式是“生物与文化基因上”的图式（俞孔坚，1997，1998）。其独特性反映了人对自然力的适应方式，包括生态节制机制和择居的定式。反映在这种定式中的人对“场所精神”的被动适应，不自觉地创造了真实的、富有含义的场所，使其具有无意识的场所性(Unselfconscious sense of place, Relph, 1976)。
　　尽管“风水”模式在中国大地上造就了令西方人赞叹不绝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景观(Needham, 1956 ,Boerschmann,1906-1909)，但当西方近代科学随着传教士的足迹传入中国，并在景观改变中发生作用时，中西方两种设计模式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绝大多数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和殖民者都把风水称为巫术、迷信或行骗之术（De Groot,p938）。风水是所有近现代工程，包括在西方看来是国家发展所必须的工程项目如铁路交通、桥梁建筑等的最大障碍（Edikins, 1872; Eitel, 1873; Henry,1885; Ducks,1914）。有记载，为保卫类似工程的顺利进展，政府曾不得不派军队来阻止风水捍卫者的对抗活动（Henry,1885, p150）。 也正因为早期传教士和殖民者对风水的深恶痛绝，导致了大量风水典籍的销毁（Needham,1962），科学似乎占了上风。
　　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尽管我们的科学知识日趋丰富，分析技术和手段日趋完备，似乎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事实上问题却越来越多。当近现代科学的分析从客观世界中抽象出可定量的因素来描述世界时，却失去了“东西”和作为环境整体的“真实的世界”。现代人因此失去了生存之根本，丧失了场所(Placeless, Relph,1975)丧失了世界（ Worldless, Norberg-Schulz, 1979），城市空间系统变得机械，大地景观失去了温情和生活的气息。从而也失去了自身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失去了社区和参与意识，最后将失去对土地、对场所和对集体的关心（Careless, Norberg-Schulg,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