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场所性：景观设计的几个途径及比较研究

3.2 从“气”“神”到功能流：关于过程模型

　　深入仔细的分析就会发现，风水模式中所谓的气正是现象学派中的所谓的场所精神。风水中的择居（和择葬）的过程正是现象学派的“栖居”过程。“风水”的择居是在寻找和设计一种阴阳冲和之地，实质上是在天地之中为自己定位，并与自然和谐相处。而这正是现象学的定位和认同的含义。风水中的气是弥漫于周际的一种“东西”，被现代学者称为“宇宙之息”（Cosmic breath, Wheatleg,1971,p419），“致命之息”（Vital breath）(Skinner,1982, p114)，或“地电流”(Skinner,1980,p5)，而现象学的“场所精神” (Geninus loci, spirit of place)正是“气”的同义词（俞孔坚，1994），即：“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需面对的具体的实在”是所有现象或“东西”的综合，是一种外界既定的、预设的力量（Norberg-Schlug,1980,p1）。
　　气和场所精神都在表达人们日常体验中所接触到的现象的整体或功能流，而这一整体的功能流在现代生态设计途径中则被分解为能流、物流、信息流、物种流等。这些流发生于某一土地单元的各层属性之间（McHarg模式），接着，进一步认识到这些流发生于空间的不同景观元素之间(景观生态途径)。因此，相信通过景观用地属性和空间格局的设计协调这些流（功能），使人的活动及其构筑物与生命的地球得以和谐相处(景观设计的最终目的)。
　　因此，“风水”途径，现象学派的设计途径及生态设计途径的过程模型本质上都是在考虑人在天地（自然）中的定位及其与自然的谐调或认同过程。

3.3 从藏风聚气到良好的景观生态格局：关于评价模型

　　景观是否能藏风聚气，是“风水”评价模型之综合标准，这一标准下的理想景观实际上是一个人得以深藏于自然中的“葫芦”式盆地。这样一个模式对栖居过程可以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效应（俞孔坚1990）：边缘效应、闭合及尺度效应、豁口及走廊效应。这一理想风水实际上是现象学中基于场所精神的景观模式中的一种，即Norberg-Schulz(1980)所谓的“罗曼蒂克”式的景观（p.42）。在这里，天地交媾，阴阳冲和，在一个适应的尺度上，个体或家族得到了一个藏身之地，并能很容易获得与自然环境的认同，且在一个可捍卫和可管理的范围内，体现对自然的呵护。这被认为是中国大地上几千年来农耕生态景观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Yu，1992，1994;俞孔坚，1992）。因此，在理想风水模式中，既排除唯一神（天）主宰下的浩渺荒原，即被认为是不可藏风聚气的场所，也排除了具有明确逻辑而又有强烈个性化的景观，如此突兀的地貌、个性化的建筑以及放射形的直线而都被认为是充满煞气和应该回避的场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风水的评价模型所选中的是适合于中国农业盆地生态经验的、具有天地平衡、氛围亲切等场所精神的一种景观，这样的景观，能使国人最能获得认同感和定位，场所才最具有意义，“栖居”才最有价值。
　　有意思的是，这与两个生态设计途径对景观的评价标准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至于这一点，现代学者已有所注意（如王其亨，1989；尚廓，1989），有人甚至称风水为“宇宙生态学”（Astro-ecology,Bennett,1978）。而如果我们就风水模式中的一些吉祥模型在现代景观生态学的格局与过程的关系上来解释，就更能令人吃惊地发现风水中的气与形，同景观生态学中的流与格局之间的相似性（表2）。当然，现代生态学对这种关系的认识要深入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