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规划”

　　对上述改良式的规划体制改革，有的学者显然表示了怀疑的态度，如赵燕菁尖锐地指出：以“规模-性质”为依据的城市规划体系（总体规划-详细规划）愈来愈不适应市场经济多变的需求，规划师们徒劳地试图在老的体系内改进自己的工具（最典型的是最近颇为热门的“近期规划”），而对规划基础的改变却浑然不知（赵燕菁2004）。
　　“反规划”则正是在吸取众多仁人志士的探索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一条解决中国“非常发展时期”的一条物质空间的规划途径。它对传统的基于发展计划的规划在方法论上指出一条根本性的改革出路，它从建设规划方法论，转上不建设规划方法论；对规划师来说，从主要进行有计划的建设规划方案的制定，转上优先制定不建设规划；从被动的因开发建设需要而进行的规划，走向主动的为生命土地和城市整体的安全和健康而进行的规划；政府和规划主管部门也将转向城市经营和城市管制。正如仇保兴所描绘的(2004b): “规划和管理的重点从确定开发建设项目，转向各类脆弱资源的有效保护利用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包括：推行四线管制，保护不可再生资源：绿线，紫线，蓝线、黄线（城市交通线）。”

2.2　对理性发展规划本身的质疑

2.2.1　城市系统具有作为理性对象的先天缺陷

　　城市是个复杂的巨系统（周干峙，2002），关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的理性规划模式，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欧美学者就提出了质疑（见Taylor,1998 ），认为导致决策的规划过程决不是一个理性的寻求最优解的过程、这种理性过程只在解决单一目标或简单问题时有效。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决策者通过演进的有限比较来找到答案，用邓小平的生动话语说是个“摸着石头过河” (muddling through)（Charles, 1959）。人类的知识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确定性。有人甚至认为知识尚不能完全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Davidoff, 1965)，这种观点得到Simon的认知学研究的支持(1957)。

2.2.2　理性发展规划的实践教训

　　对理性发展规划方法论的质疑不但来之理论的研究，更直接源于对实践的体会。如果一个理性的规划理想因为规划师与市场脱节而没能实现，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而我则庆幸“幸好这些理性的理想没能实现”（俞孔坚，1998）。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前苏联，理性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弊端是有目共睹的，教训比比皆是（Jacobs, 1961）。从宏观上说，霍华德的“花园城市”可以说是本世纪初规划师们的最完美的理性构想了，旨在通过发展卫星镇摆脱大城市的约束，利用农田和绿地阻隔城市的蔓延，使人与自然重新亲和. 这一模式在英国成为新镇法的核心，在很大成度上也是欧美新社区发展的基本模式。其结果不但没有改变城市这一藏污纳垢、恐怖暴力的场所，而且，大规模的郊区化使大自然被分割的支离破碎，人与自然本质上更加分离，大城市的扩展也并没有停止。
　　最近闵希莹和杨保军(2003)一篇关于北京绿化隔离带的研究报告已经告诉我们，那种基于田园城市模式的绿化隔离带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把绿化隔离带用作阻止发展的“工事”，而本身缺乏存在和形成的本质理由，是绿化隔离带幻想破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我们却看到那些本来可以成为绿地和本来就是绿地的自然河道、湿地却天天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