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规划”

　　同样，“广亩城”是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赖特的理想城市，这里汽车代替了步行，独家住宅整齐分布，商业网点精心设计，其结果却出现泛滥的郊区化城市，整洁却是无人的街道，只可观摩而缺乏生活的社区，自然系统被分割和破碎化；柯布西耶的“光明城”所带来的后果更使我们看到规划的理性与权威的谬误，它使城市最具魅力的街道生活不复存在(Jacobs, 1961; Hough 1990)。
　　如果城市发展规划问题不能用传统的理性规划途径来解决，那末，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又何在？这个问题近来已引起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陈秉钊，2003；石楠， 2003；邹德慈，2003a）。在现实中，规划师面对的就是“主观随意性”的甲方，具体讲是市长和开发商，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发展要求。这种发展目标上的主观随意性实际上已非规划师所能掌控，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维护规划的尊严？

3　“逆”规划程序：让理性复活

　　如果我们把目前常规的建设规划程序作为“正”或“顺”规划的话，那么“反规划”表达了在规划程序上的一种反动，一种逆动：不依赖于城市化和人口预测作为城市空间扩展的依据，而是以维护生态服务功能为前提，进行城市空间的布局。基本的观点是：如果我们的知识尚不足以告诉我们做什么，但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不做什么。只要将城市与生命的土地之间的“图-底”颠倒过来，理性便可复活。
　　正如赵燕菁（2004）在对深圳规划的成功经验的分析中揭示的，一个规划的成功与否，恰恰不在其是否准确预测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是否在此基础上制定完备的空间规划。规划的科学性似乎在于对不确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适应能力，特别是“非常发展速度”的适应能力；在于当其空间结构满足不可预测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情况下，仍然能持续地保持安全和健康的生态条件。
　　理性并没有错，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理性的规划过程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传统发展规划将理性建立在城市的发展目标之上，城市的空间格局是一种建立在不确定基础上的空中楼阁。而“反规划”则将理性建立在确定的土地生命和自然系统之上，作为城市母体的自然的山水、自然的过程和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可知的或至少不是“随意的”，也非假设的，建立在生命土地的过程和格局基础上的城市是坚实而有生机的。
　　尽管我们也确实看到在以往的许多城市规划中都有关于自然环境的分析。然而，如果我们的发展规划中，真正关注土地的自然和人文的过程和格局，又怎么会在自然和文化都如此丰富多彩的中国大地上，却出现如此千篇一律的城市格局和形态呢？必须承认，在传统的“规模-性质”为依据的城市规划体系中，先天性地没有将“底”的健康放在重要地位，甚至连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也是在总体规划基础上来进行的。
　　所以，“反规划”作为一种城市物质空间规划的途径，旨在为城市的扩展建立一个真正理性的框架，为混沌而急于增长的城市提供一个渐进的、富有弹性的“答案空间”。这意味着城市规划必须将“图-底”关系颠倒过来，先做一个底——即大地生命的健康而安全的格局（Security Patterns, Yu, 1996），然后，再在此底上做图——一个与大地的过程与格局相适应的、可以持续增长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