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的理性与权威之谬误

　　2.追求最大效益

　　规划师往往在追求最大和最优，基于成本效益分析，把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和人造资产都折算成货币单位，相信只要有合理的价格体系，最优的规划方案就可以制定出来。这里规划师就必须面对一个苹果和橘子(Apple and Orange)的经典问题。理性的规划师总是力图在苹果和橘子之间建立某种换算公式，以便求得一个总体的最优解。但是，无论多目标规划的公式有多么复杂，苹果还是苹果，橘子还是橘子，只有决策者才有机会在两者之间作选择，或给予不同的优先权，而这也只是暂时的。谁又能肯定导致某一种杂草灭绝的水库大坝对人类的贡献可能还不如这种杂草呢？今天的杂草也许正是明天的治癌良药。
　　效益最大这一理性的谬误在于：它用货币价值来衡量环境资产和土地的成本或效益。而一个合理的资产计价必须依赖于完全的信息背景，但这种背景往往是不存在的。它假设自然资产是可以用人为资产来取代的。这样一来，所谓的最大效益就被误以为可以通过维护最大的人为资产和自然资产之和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对资源与环境的持续利用来取得。它把效益作为人类代际之间以及人与其它物种之间环境资产分配的唯一决定指标。但实际上，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只能反映当代人的此时此地的偏好，而不是下一代人的，更不是其它物种的偏好。
　　所以，以经济最优化和经济效益指标为指导的理性规划实际上是一种谬误。

　　3.自然决定论与生态最适

　　生态最适化模型相信人类的知识可以为人类寻求一条明确无误的、最佳的行动路线，认为这正是规划所要遵循的。完全的信息和系统的科学研究是取得这一目标充分必要的条件。这一规划的理性模式早已受到人们的怀疑(Litton and Kieiger 1972;Alexander 1986;Faludi 1987)。人类的知识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确定性。有人甚至认为知识尚不能完全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Davidoff 1965)。这种观点得到Simon的认知学研究的支持(1957)。他认为人们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存在着许多局限性。没有一个决策过程完全符合理性的原则。人类并不需要完全的信息和同时考虑所有可能方案后再作决策。人类并不追求最优，而是追求满意的(Satisficing)，并且基本上是可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