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的理性与权威之谬误

　　尽管经济最优化和生态最适化都遵循理性模式，而实际上两者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兼容的(Pearce 1973)，经济上的最优化途径并不是生态上的最适途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相矛盾的。所以，生态最适的理性规划即不可能，也难以实施。

　　4。规划师的理念是权威

　　规划师总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抱怨，感叹自己美好的、甚至是完美的构想被不谙科学、理性残缺的决策者或者是大众所掏碎。但一旦规划师的理念真的成为城市和社会发展的模式和权威时，结果又将是如何呢？Ebenezer Howard的“花园城市”(Howard 1946)可以说是本世纪初规划师们的最完美的构想了，旨在通过发展卫星镇摆脱大城市的约束，利用农田和绿地阻隔城市的蔓延，使人与自然重新亲和。 这一模式在英国成为新镇法(the New Town Act)的核心，在很大成度上也是欧州和北美新社区发展的基本模式，其权威性不容置疑。其结果不但没有改变城市这一藏污纳垢、恐怖暴力的场所，而且，大规模的郊区化使大自然被分割的支离破碎，人与自然本质上更加分离，大城市的扩展也并没有停止。
　　“顷宅城”(Broadacre City)是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Frank Lloyd Wright的理想城市，被称为是城市科学规划的一个模式(Pregill and Volkman 1993)，这里汽车代替了步行，独家住宅整齐分布，商业网点精心设计，其结果是类似上文提到的Irvine式城市的泛滥，只可观摩不可生活。
　　现代主义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建筑与规划大师le Corbusier的”辐射城”(La Ville Radieuse)所带来的后果更使我们看到规划的理性与权威的谬误，在这个模式里，建筑和城市被当作机器，钢筋玻璃摩天楼矗立在公园绿地之中，为高速而设计的交通系统连接城市机器的每一部分，摩天楼围绕交通集散中心，这便是现代城市的形象，其中生活的现代人又体验到什么?它使城市最具魅力的街道生活不复存在(Hough 1990)，人在一个巨大的机器面前失去了场所(Out of Place)。快速的交通系统成为自然人和社会人同生活和文化设施之间的障碍而不是通道，不但没有把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缩短，却把城市变得遥远而陌生，使人与人之间变得疏远。
　　所以，规划的权威与失去权威的规划一样危险。追求无上权威而穿上“新衣服”的皇帝，实际上在犯最与权威无缘的错误。
　　理性规划所依赖的完全的信息和准确无误的知识等条件都是难以实现的，这就决定了规划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规划是在创造性地适应自然与社会过程，而不是在实现自己的理念；规划师是一个多面的辩护士，而不应是权威和决策者，他为君主辩护，也为乞丐辩护，为人类辩护，也为其他生命辩护。规划既不应追求、也不可能达到最大和最适，而是在追求一种博弈论中设想的平衡点(von Newmann and Morgenstern 1947. Luce and Raiffa 1957)，以使各方利益能达到某种安全水平，在空间上即为某种安全格局(Security Patterns)，包括生态安全格局，视觉安全格局，农业安全格局，等等(Yu 1995，1996，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