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先师程世抚

Memories of My Late Tutor, Cheng Shi-fu[Masterpieces of Celeb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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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绍增[WANG Shao-zeng]　(2004年 第06期)

摘要: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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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1979年我考上了北京林学院园林系（现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规划设计专业外国园林史方向研究生,导师郦芷若先生。当时郦先生是解放后唯一出国（到莫斯科林学院）留学园林的人。1980的一天，我和郦先生正在学校门口等公共汽车，郦先生对我说咱们请程世抚先生也做你的导师好不好？我知道，解放前去美国专门研究园林的就只有程世抚先生一人，自然情不自禁地说那太好了！由于那时是我国第一次招收硕士研究生，什么事情都是在摸索着做。经过郦先生积极活动，学校批准了程先生作为特聘导师，于是我荣幸地拥有了两位导师。郦先生曾说过，程先生满腹经纶，特别是英语极好，现在没有事干，太可惜了，希望我好好向程先生学习，以求能够多继承一些。

　　  早在1963年秋季一天下午，陈俊愉先生就曾专门请程世抚先生给我们四年级的学生做学术报告，题目是美国园林，报告地点在西单的一个小礼堂。程先生个子不高，一脸笑容，穿的是一身细条纹浅色西服。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条件下，敢于穿西服给学生讲美国园林，是需要一定见地和胆识的。程先生侃侃而谈，从美国讲到中国，从园林讲到城市规划，使我第一次对园林有了比较完整的印象。

　　  郦先生第一次带我去见程先生时，程先生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还住在一套公寓的一个单间，其他两间住了另一家人，厕所厨房都是合用的，有一条走道把各个房间连接起来。后来程先生告诉我，生活条件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最令人痛心的是，他1923年毕业后在欧洲游历半年，买回来几百本专业书籍，加上后来在国内买的书，由于没有地方放，只好靠墙堆在走道里，堆满了走道的一面墙，有一人多高。邻居的小孩为了买糖吃，不时抽出一两本拿去卖，还有时把书堆抽垮。由于处于受迫害的地位，程先生只能敢怒不敢言，到文革结束时，只剩下不多的几本书了。重要的只有一本，就是法国出版的圆明园铜版画图集。

　　  经过几年与程先生的接触，有两点对我后半生影响极大：一是学问不是吹的，更不是想当然，做学问一定要踏实；二是宠辱不惊，处世平淡，以善待人。

　　  举例来说，我原先是学俄语的，考上研究生后遵从郦先生的命令才转攻英语，只经过一年多学习，自然啃起英语书是结结巴巴，一般的问题还可以向同学和英语老师求教，专业上的问题，就只有求教于程先生了。特别是郦先生要求我啃下一本英文的园林史来，可知难度有多大。我只有事无巨细不断地跑去求教于程先生。每次程先生都能即刻给我满意的解答，而且从不翻阅资料。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极深：一件是根据词典，rhododendron和azalea都是杜鹃花，既然是同义词，同一本书就没有必要都用。但是，我读的书上却两个都用，看来又不似随意用的，请教了几个人都说搞不清楚，只有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问程先生。原以为程先生长期在建设部工作，可能对植物已经模糊了。没想到程先生脱口而出告诉我，它们原来是两个属，一个是大叶杜鹃，一个是小叶杜鹃，后来才合并为一个rhododendron属。但是，在园艺界还是把具有观赏意义的azalea一词留了下来，这就是一本书两个名字都用的原因。另一件事是，一本有关园林设计的书上，把空地上用绿篱围起来可以在里面安静休息的地方标示为patio，查当时的各种词典，都把patio翻译为内院、天井之类，但显然用在这里是不合适的。应该怎样翻译呢？只有求教于程先生。程先生说，patio原是一个西班牙词，就是指四周被房子围起来的院子。后来英语借用了这个词，含义有所扩大。凡被围起来的地方都可以用，汉语译为院子就可以了。这件事教会了我，学外语最好是搞清他的词源和演变，才不至于误解，这就是我至今喜欢追究一个词汇的来源的原因。又如，关于对landscape architecture 中architecture一词本义的理解（最好译为营造，不宜译为建筑），关于所谓“中国是世界园林之母”（China – Mother of World Gardens）的以讹传讹，都是程先生告诉我的。

　  　程先生出身贵胄，父亲程德全曾任清末江苏巡抚和孙中山的内务部长，是清朝高级官员中比较具有进步思想的改革派人物。1895年程德全在出任黑龙江将军时，曾在齐齐哈尔建设了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公园———龙沙公园。所以，他让程先生留美研习园林一定是颇有深意的。程德全出生于四川云阳（现归重庆），本是一介穷书生，由于对俄斗争中英勇善战，被慈禧召见和擢升。二次革命时，程德全被推举为南军司令与袁世凯对抗，但由于北军中的徐世昌曾在慈禧面前保举过他，与他有恩，遂辞官出家，当了和尚。此事被一些近代史作家作为辛亥革命软弱性的例证，并用所谓“仓皇逃跑”之类的词汇来形容。我和程先生谈及此事时，他微微一笑，告诉我做人不必求人理解，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心底平和即可。程先生自己就是如此做人的，我从未听他说过别人的坏话，下至整过他的人，上至历届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都表现出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有一次谈到工资，他说我50年（1933～1983年）工资没动过，一直是380元（按购买力计算实际是大大下降了），但是他说：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一直处在最高层。近观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出现的程德全，大体以中性人物表现，总算呈现出某种进步。

　  　1984年，我作为长江三峡（四川段）旅游和文物保护总体规划纲要负责人，为云阳张飞庙搬迁选址时，选中了现被采用的地点，所幸离程先生家乡不远。在县委书记陪同下，我拜访了程先生的家乡，收集到一些有关程德全的文物（可能已经摆放进县博物馆）和故事，并见到了程氏族谱，族谱中记载了不少程德全抗俄的事迹。

　  　当然，最使我永生难忘的是，程先生以其70多岁的高龄和半身不遂的身躯（那时他已经需要人搀扶着才能站起来和行走），亲自带我到上海和天津实习，总共时间长达两个多月。虽然说上海和天津两市的园林局都给予了很好的关注和照顾，我以我现在刚过60的年龄来体会，更知程先生所要克服的精神和体力上的困难和不易，深深感谢他为培养我所付出的精神和力量，也更加明白了他对我的殷切期望。在上海，园林局本来安排我们住入原来林彪住的别墅，但是那里的工作人员表现出一种蔑视下层老百姓的态度。程先生对此种趋炎附势的表现，十分看不惯，气愤地说：我们走！后来我们住进了一间比较普通的市委招待所，程先生的心境才平静了下来。在上海，程先生带着我看了许多他非常熟悉的公园、街道、广场，也看了若干那时平常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例如丁香花园，虹桥招待所（现已纳入龙柏饭店），复兴岛等，讲了很多有关这些地方的典故，对于我后来撰写毕业论文（题目是“上海租界园林”）帮助极大。还有一件事也对我教育很大，在天津，园林局长问程先生能不能指导他们建设一个高尔夫球场，程先生很痛快地说，虽然我略有所知，但那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我不会。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能对高尔夫有些知识的人，大概也只有程先生了，可是他并不装懂，直言不讳。决不做那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事，可见程先生的为人和品格。

　　  我颇为后悔的是，研究生毕业后，由于我的前妻（已因白血病去世）坚决不离开成都，我没有留在北京，回了成都。那时我要是留在北京，即使不去中规院，也可以继续给程先生做助手，多继承一些他的学识和思想，因为我是他唯一的研究生。时光真快，一晃我也快退休了。每届研究生我都会带着他们到京、沪、苏、杭等地跑一圈，说实在的，这是在继承程先生的事业。每次我必然带他们到苏州寒山寺去，因为那里保存着“祖师爷”程德全先生的不少墨宝。现在我只有以程先生的作风和心态尽力地向学生传授，以不辜负程先生的殷切期望。至于知识，我知道我是永远也赶不上程先生的了。
 

作者简介:王绍增/1942年生/男/河北吴桥人/出生于北京/华南农业大学教授/本刊副主编（广州 510632）